洲人——非洲不是你们的后院。
你们可以封锁我们，可以制裁我们，可以派你们的飞机坦克来轰炸我们。
但你们永远、永远征服不了我们。
因为我们没有退路。这里是我们的家。”
汉斯没有理会他的挑衅。他靠在医疗棚的立柱上，
“你说韦格纳同志是运气好，一九一八年德国战败，他捡了个现成的烂摊子。
那我问你，一九一八年德国战败的时候，全德国有多少个韦格纳呢？
为什么只有他成功了？
因为不是他运气好，是他找对了路——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德国的具体情况，分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
这不是运气，是科学。”
萨莱冷笑。“科学？你管那叫科学？”
“你读过韦格纳同志的《德国革命史》吗？
他在书里写过，一九一八年十一月革命不是一夜之间爆发的，是阶级矛盾积累的结果。
那些在战壕里饿着肚子的战士、在工厂里被剥削、在贫民窟里等死的德国工人——他们不是被韦格纳同志煽动的，是他们自己决定不再忍受了。
韦格纳同志只是那个站出来替他们说话、替他们组织、替他们指明方向的人。
你说换谁都行？
你换一个试试呢？
换一个没有革命理论、没有群众基础、没有组织能力的领袖，那些工人早就被自由军团镇压了。
德国革命不是韦格纳同志一个人的胜利，是德国工人阶级的胜利。
你读不懂这一点，是因为你只看见了个人，没看见阶级。”
萨莱脸上的冷笑僵了一下。
汉斯继续说。
“你说法国共产党是捡漏。
一九三零年法国革命，巴黎的街垒是谁筑的？
里昂的工厂是谁占领的？
马赛的码头是谁控制的？
不是法国共产党，难道是你那些在拉丁区咖啡馆里高谈阔论的非洲学生吗？
法共在北方经营了那么久，工人自卫队、地下印刷所、工会网络、农村根据地——一样一样建起来的。
巴黎起义的时候，他们不是‘捡’了一个政权，是拿同志们的命换的。
你瞧不起他们，是因为你从来没有真正参与过这样的斗争。
你只在边缘看着，然后在失败的时候告诉自己——哦，这不是我的问题，只是别人运气好罢了。”
“至于你说德国人在非洲修路、建学校、培养干部是新殖民主义。”
汉斯的声音依然平静，
“我问你，萨莱先生。
路修好了，谁在走？
你说是法国人的军队、德国人的商队。
那我告诉你，姆班吉到班吉的公路，每天跑的最多的是运输当地农民的卡车，运的是木薯、花生、棕榈油。
法国军队？德国商队？我没有见过。你见过吗？”
萨莱依然没有回答他。
“学校建好了，谁在教？
你说是我们德国人。不错，有德国教师，但更多的教师是本地人。
法共在班吉办的师范学校，三年培养了将近两百名本地教师。
现在整个乌班吉沙立，百分之七十的小学教师是非洲人。
再过几年，这个比例会更高。
到那时候，我们德国人就会离开。
这就是韦格纳同志说的帮助殖民地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不是替他们走路，是教会他们走路，然后放手。”
汉斯停了一下。
“你说我们德国工人过上好日子是靠剥削非洲。
你拿出证据来。德国进口的矿产，从非洲来的占比是多少？
南非的铬矿、加纳的锰矿、刚果的钴矿——这些确实有。
但德国每年从非洲进口的矿产总值，只占全部进口矿产的不到一成。
德国工人的工资、福利、休假，靠的是德国工人自己的劳动创造的价值。
精密机床、化工产品、汽车、拖拉机——这些东西，德国工人自己设计、自己制造、自己赚取利润。
不是从非洲人嘴里抢来的。
你说我们假装看不见，我看假装看不见的是你。
你不想看见德国工人的劳动，因为你需要一个敌人。
你需要一个压迫者的形象，这样你才能把自己打扮成被压迫者的救世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