牲烈士最多的一场对外战争。”
导游的声音放轻了，
“也是国际主义精神最为发扬光大的一场战争。”
“四十二个国家，三万二千名国际志愿军战士，与西班牙人民并肩战斗。其中，德国同志占最大比例。
牺牲的烈士中，就有来自我国各地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
“他们的名字，都刻在后面的墙上。”
第四面墙上，没有照片，只有一封信。信是写在一张泛黄的纸上的，字迹潦草，但能辨认。
“亲爱的妈妈：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不在了。
不要难过，我是光荣牺牲的。
西班牙的人民需要我。
他们和德国的人民一样，都是被压迫的人。
都是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却被另一些人骑在头上的人。
他们需要有人帮他们打这一仗。
所以我来了。
来之前我见过韦格纳同志一次。
他问我想不想知道为什么要去西班牙。
我说想。
他说你去看看，看看那里的人过得什么日子。然后自己找答案。
主席说的对，有些答案，得自己去寻找。
妈妈，儿子不孝，不能给您养老了。
但我相信您的儿子没有白死，这里的农民能分到地，工人能当家做主，他们的孩子能上学了。
这就够了。
请不要为我难过。
妈妈您保重。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日”
展柜前站着几个老人。
一个老人摘下帽子，在胸前画了个十字。旁边的老农妇用手帕捂着脸，肩膀微微颤抖。
弗里尔转过脸，看见了墙上那些照片。他看见了一个他认识的人。
那张照片说不上多么清晰，镜头里密密麻麻挤了几十张脸，都是年轻人。
弗里尔一眼就认出了最前排那个戴船形帽的小个子。
那是他自己。
照片下的说明写着：“国际纵队德意志志愿旅第二营第三连，摄于一九三二年四月，西班牙。”
老大的手指在玻璃上戳出一个灰色的指纹。
“爸爸，你为什么在上面？”
儿子仰头望着他。拳头大的黑眼睛，像极了他父亲年轻时的模样。
弗里尔蹲下来，和儿子平视。
“因为爸爸去过西班牙。”
他的声音很轻。
“西班牙？就是书里写的那个西班牙？”
“对。就是那个西班牙。”
“你去那里干什么？”
“去帮那里的人民打仗。”
“打谁？”
“打那些不让他们过好日子的人。打法西斯。”
“法西斯是什么？”
弗里尔想了想，怎么跟一个六岁的孩子解释这个词。
“法西斯，就是说工人干活拿到的钱，不该归工人——应该归资本家和工厂主说了就算。”
“那些人坏吗？”
“坏。”
“所以你把他们打跑了？”
弗里尔愣住。
“……我们把他们打跑了。”
“你和谁？”
弗里尔抬起头，目光落在那张黑白照片上。
几十张年轻的面孔，大多不到三十岁。
有些人他叫得出名字，有些人他只记得外号——胖子、瘦子、老烟枪、哲学家。
还有些人他连外号都不记得，只记得他们是哪个地方来的。
“和这些人。”弗里尔的手指隔着玻璃，在一个个年轻模糊的面孔上移动着。
“他们都和你一起去打坏人吗？”
“对。”
“他们现在在哪？”
弗里尔没有回答。
儿子又问了一遍。
“爸爸，他们现在在哪？”
他的手指停在照片上一个人身上。那人站在最后一排的左边，只露出半张脸。
但弗里尔记得他是谁。
“瓦尔特，萨克森人，农民出身。”
他和弗里尔同一天入伍，在一个班睡上下铺，
弗里尔从西班牙带回来的那张单人照，就是瓦尔特拍的。那是他们打到巴塞罗那以后的事了。
“瓦尔特叔叔牺牲了。”
“牺牲就是死了？”
“……对。”
“他怎么死的？”
弗里尔喉结滚动了一下。
“他当了爸爸的替死鬼。”
“什么意思？”
“子弹本来是打爸爸的，他扑过来把爸爸推开了。”
“那他怎么样了？”
“……他死了。爸爸活下来了。”
儿子沉默了很久。他望着照片上那些模糊的面孔，不知道在想什么。弗里尔也望着照片，望着那些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的人。
有几个他看着眼熟，但叫不出名字了；
有几个他连眼熟都不眼熟，只隐约记得是后面补进来的新兵；
还有些人他甚至不记得自己是否在西班牙的哪条战壕里见过他们的最后一面。
“爸爸。”
“嗯。”
“你会忘记他们吗？”
“不会。”
“为什么？”
弗里尔摸着儿子的头发，慢慢说。
“因为爸爸的命是换来的。
爸爸多活的每一天，都是被换来的。
如果爸爸把他们忘了，那他们的死就白费了。对不对？”
儿子点头。
“所以爸爸不能忘。你也不能忘。”
“嗯。”
“等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孩子，你要告诉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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