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重新把稿纸卷进打字机，在最后一段的下面，敲下了这样一行字：
“丧钟为谁而鸣？它为你而鸣——为你，为每一个活在这世界上的人。”
稿纸从打字机上抽出来，海明威靠在椅背上，望着窗外渐渐亮起来的天际线。
大西洋尽头，太阳正在升起。
现在，他让罗伯特·乔丹在炸桥之前对那个德国同志说出了这样一段话——不是原话，是意思相近的话，用他能表达的、他认为正确的方式说出来。
“你知道吗，”
德国同志听完乔丹的话后说，
“韦格纳同志说过一句话。
他说，资本主义最大的罪恶不是剥削，是它让普通人觉得自己的苦难是理所当然的。
工人觉得自己天生就该穷，农民觉得自己天生就该被剥削，难民觉得自己天生就该被抛弃。
我们革命，就是要打破这种理所当然。”
“怎么打破？”
“告诉他们不是这样的。
然后证明给他们看。”
海明威把这段话也敲进了稿纸里。
他想起自己在美国的作家朋友们——多斯·帕索斯、福克纳、菲茨杰拉德。
他们也在写，写美国，写人性，写迷惘的一代。
但他们不写西班牙，不写那些从世界各地赶来、为一个不属于他们自己的国家献出生命的人。
为什么不写？海明威不知道。
也许他们觉得那是别人的事，也许他们觉得文学不该掺和政治，也许他们觉得那些戴着红星臂章的志愿兵只是狂热的傻瓜——不值得写进里。
海明威不这么想。
他们都是人。
活生生的，会怕、会疼、会死的。
他亲眼看见他们在战壕里瑟瑟发抖，亲眼看见他们抬着担架从炮火下爬出来，亲眼看见他们倒下。
那些人有名字，有面孔，有家人，有过去，有未来。
他们不是报纸上的统计数字，不是政治家嘴里的宣传口号，是会流血的血肉之躯。
烟抽完了。海明威把烟蒂按进烟灰缸。
海明威望着窗外，大西洋上泛起一片金色。
太阳升起来了，新的一天开始了。
西班牙之后，世界革命还要继续。
英国，美国，亚洲，非洲——那些地方的人民仍旧等着解放。
海明威不知道还要多久。
也许十年，也许二十年。
但他相信总会等到那一天。
打字机旁的稿纸在晨光中翻动着。
罗伯特·乔丹的故事写完了，但故事里的那些人还活着——在西班牙，在德国，在苏联，在芝加哥，在每一个有人站起来反抗压迫的地方。
那些红旗还会继续插下去。
等到在某一天插遍全世界的时候，他希望还有人记得这些人。
记得他们的名字，或者记不住名字也没关系，只要记得他们做过的事就行。
海明威抽出一张新稿纸，在顶端写下：
一九三五年七月，哈瓦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