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韦斯特曼继续翻地。
他的动作还是慢，还是笨。
太阳晒得韦斯特曼头晕，他手上那几个水泡破了又起，起了又破。
韦斯特曼咬着牙，一锹一锹地翻。每翻一锹，他就在心里骂一句。
骂这该死的政策，骂这该死的土地，骂这该死的铁锹，骂那些永远在笑的农民。
傍晚收工的时候，韦斯特曼已经站不直了。
腰像断了一样，两条腿像灌了铅。韦斯特曼拖着铁锹往回走，走得很慢，每一步都用尽力气。
费曼走在他旁边，扛着铁锹，步子稳稳的。
“第一天都这样。过几天就好了。”
韦斯特曼点点头，没说话。他心里想：过几天就好了？过几天我就死了。
回到宿舍，韦斯特曼把铁锹靠在门边，走进房间，一头栽倒在床上。
那七本书还整整齐齐地码在桌上，一本都没动。
韦斯特曼看了一眼，连伸手去够书的力气都没有。他闭上眼睛，很快就睡着了。
接下来的日子，对韦斯特曼而言简直就像是一场漫长的酷刑。
每天天不亮就被叫起来，下地，翻地，施肥，浇水，拔草。
太阳晒，雨淋，风吹。
手磨出了茧子，脚磨出了血泡，腰疼得直不起来，腿肿得像萝卜。
韦斯特曼咬着牙，一天一天地熬。他想念柏林的咖啡馆，想念那些朋友，想念自己的书房。
他一遍一遍地在心里骂，骂这该死的政策，骂那些坐办公室里拍脑袋的官僚，骂那个让他们下乡的韦格纳。
韦斯特曼觉得这是迫害。赤裸裸的迫害。
一个作家，一个知识分子，一个靠脑子吃饭的人，凭什么要被赶到乡下，干这些粗活？
他的才华，他的思想，他的敏锐，难道是用来翻地的吗？
库尔特对他很好。
知道韦斯特曼吃不惯，让食堂给他单独做；知道他干不动，安排最轻的活给他；知道他手疼，给他找了一副最好的手套。
费曼也对他很好，教他使锹，教他施肥，教他认庄稼。
村里人经常给他送番茄，送黄瓜，送自家腌的鸡蛋。
但韦斯特曼不领情。他觉得这些都是假的。是表演。是为了让他闭嘴。是那个政策的一部分。
一个月，终于熬过去了。
离开的前一天晚上，库尔特在食堂给他饯行。
酒桌上，库尔特举起酒杯。
“韦斯特曼同志，这一个月，您辛苦了。咱们村条件差，招待不周，您多担待。”
韦斯特曼举起酒杯，笑了笑。“哪里哪里。库尔特同志，您太客气了。”
一个老人家的手里提着一个篮子。“小同志，给你带几个番茄，路上吃。”
韦斯特曼接过篮子，笑着道谢。他把篮子放在脚边，继续喝酒。
第二天清晨，库尔特送他到村口。拖拉机停在路边，突突突地响着。
库尔特帮他把皮箱搬上拖拉机，又帮他把那篮子番茄放好。
“韦斯特曼同志，有空再来。”
韦斯特曼点点头。“好。一定来。”
韦斯特曼爬上拖拉机，坐在皮箱旁边。拖拉机突突突地开动了，他回头看了一眼。
库尔特还站在村口，朝他挥手。
拖拉机开出村子，开上公路。
路两边是收割完的麦田，金黄的麦茬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一群鸟从田里飞起来，消失在蓝天的尽头。
韦斯特曼坐在拖拉机上，风吹在脸上，有些凉。他低头看了一眼那篮子番茄，红彤彤的，在晨光下透亮。
韦斯特曼掏出笔记本，想写点什么。
笔尖悬在纸上，一个字也写不出来。
他想了很久，写了一句：“种地，不是人干的活。”
他看着这行字，又觉得不对。
种地，怎么不是人干的活？
几千年来，不都是人干的吗？
他划掉这行字，又写了一句：“知识分子的苦难。”
拖拉机到了火车站。
韦斯特曼拎着皮箱，提着那篮子番茄，上了火车。
火车开动了，窗外的田野飞速后退。
韦斯特曼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他那七本书，一本都没看。
韦斯特曼想起那一个月，一天都没偷懒。他想起那些农民，那些永远在笑的人。他忽然觉得很累。
不是身体累，是心累。他不知道这一个月算什么。
是锻炼？是惩罚？是改造？还是别的什么？
韦斯特曼只知道，他恨这一个月。恨那些地，恨那些锹，恨那些汗，恨那些笑。他恨那些让他来的人，也恨自己，恨自己为什么不能笑着离开。
火车驶过一片村庄，几个农民在田里干活。弯着腰，一锹一锹地翻地。
韦斯特曼看着他们，心里涌起一阵说不清的东西。不是同情，不是怜悯，是一种更复杂的东西——像是愤怒，像是嫉妒，像是不甘。
他闭上眼睛，不再看。
傍晚，火车抵达柏林。他拎着皮箱，提着那篮子番茄，走出车站。
街上人来人往，电车叮叮当当地驶过。
韦斯特曼站在街角，看着这片熟悉又陌生的城市。
他想笑，但笑不出来。他想哭，也哭不出来。
韦斯特曼站在街角，站了很久。
然后转身，走进那条熟悉的巷子，走回那间熟悉的公寓。
推开门，韦斯特曼把皮箱扔在地上，那篮子番茄早就被他扔了，韦斯特曼一头栽倒在床上。
回到柏林的头几天，韦斯特曼什么都没做。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