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匈牙利革命低潮的时候，父亲也是这样，死在街垒后面。
他蹲下来，把手放在帕科肩上。
“同志。”他说。
帕科抬起头，看着他。
米克洛什说：“这位同志，是个英雄。”
帕科点点头。
米克洛什说：“所有的英雄，都会被人记住。”
帕科又点点头。
米克洛什站起身，转过身，对着那些正在往前冲的人喊了一句什么。
那些同志们朝前冲去。
而帕科，还跪在那里，抱着安东尼奥，看着那些身影消失在黎明前的黑暗中。
远处，枪声再次响起。但这一次，枪声的方向变了。
那是追着叛军打的枪声。
上午七时，叛军临时指挥部。
德拉蒙塔尼亚上校一个人站在窗前。
外面，他的部队正在溃退。士兵们扔掉枪，扔掉背包，扔下伤员，朝北边跑。没有人组织，没有人指挥，没有人回头。
参谋死了。副官也死了。剩下的人，都在跑。
德拉蒙塔尼亚没有跑。
他站在那里，望着远处那个方向。那里，有他打了八个小时没拿下的街垒，有那些不怕死的工人，有那些突然出现的“国际纵队”。
他听见外面有人在喊：
“德国人来了！苏联人来了！全欧洲的共产党都来了！”
他听见有人在哭：
“跑啊！再不跑就来不及了！”
他听见有人在求饶：
“别杀我！我只是个兵！我不想打仗！”
德拉蒙塔尼亚闭上眼睛。
他想起自己昨天晚上的话：“我们有军队，有英国人支持，有上帝保佑。”
现在，军队跑了。英国人？英国人在伦敦，隔着几千里。上帝？上帝没有出现。
他睁开眼，从腰间拔出那把手枪。
那是他当上校那天，妻子送给他的礼物。枪柄上刻着一行字：“愿上帝保佑你。”
他看了看那行字，苦笑了一下。
“上帝？”他喃喃说，“上帝在哪儿？”
他把枪口抵在自己的太阳穴上。
门被猛地推开。
几个士兵冲进来。
“上校！我们得撤了！德国人打过来了！”
他们看见他手里的枪，愣住了。
德拉蒙塔尼亚看着他们。
“你们……还想打吗？”
那几个士兵互相看看，摇摇头。
德拉蒙塔尼亚点点头。
“那就跑吧。跑得远远的。”
他把枪收起来，转过身，继续望着窗外。
那几个士兵愣住了。
“上校，您……”
德拉蒙塔尼亚没有回头。
“我留下来。”
士兵们互相看看，不知道该怎么办。
最后，一个士兵说：“上校，您保重。”
然后他们转身跑了。
德拉蒙塔尼亚一个人站在窗前。
远处，那些溃退的士兵像潮水一样涌过，涌向北方，涌向那些他们以为安全的地方。他知道，他们跑不掉的。只要那些国际纵队追上来，他们要么投降，要么死。
但他无所谓了，德拉蒙塔尼亚再一次举起了手枪。
“砰！”
上午九时，柏林，人民委员会大楼。
韦格纳站在办公室里，手里拿着刚从马德里发来的电报。
施密特、台尔曼、克朗茨都站在他身边。
电报很短。只有几行字。
韦格纳转过身。
“给马德里回电。”
施密特拿起笔。
韦格纳说：
“西班牙的同志们：”
“你们守住了马德里。你们守住了共和国的希望。你们证明了，工人阶级不是孬种。”
“那些牺牲的人，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名字，会刻在历史的纪念碑上。他们的血，会变成浇灌未来世界的雨露。”
“国际纵队的同志们，是带着全欧洲无产阶级的祝福去的。他们和你们站在一起，是因为他们知道，西班牙的战场，就是全世界的战场。”
“你们不是孤军奋战。过去不是，现在不是，将来也不是。”
“西班牙的工人阶级万岁！”
“共产国际万岁！”
他顿了顿，又加了一句：
“告诉那些还在战斗的同志：坚持住。我们和你们在一起。永远在一起。”
韦格纳站在那里，看着窗外那片灿烂的阳光。
他想起那些在马德里街垒后面战斗的人。那些年轻的工人，那些老矿工，那些用身体堵枪眼的人。
他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他知道，他们是同志。
他轻轻说：
“西班牙的同志们，好样的。”
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六日，下午二时。
马德里，太阳门广场。
人山人海。
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老人、孩子、妇女——几十万人，挤满了广场和周围的街道。他们挥舞着红旗，唱着《国际歌》，喊着口号。
广场中央，临时搭起了一座讲台。
迪亚斯站在讲台上，望着台下那片沸腾的人海。
他举起手。
人群安静下来。
迪亚斯开口了。他的声音通过扩音器，传遍整个广场。
“同志们！兄弟姐妹们！”
“昨天，叛军来了。他们带着枪，带着炮，带着英国人的钱，想要推翻我们的共和国，想要夺走我们的土地，想要把我们重新踩在脚下。”
“他们以为，我们会投降。他们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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