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买了些罐头和水果，将东西硬塞给老人家之后，在他急忙拒绝的时候，他们俩急急忙忙的走了。
傍晚，弗里茨他们到了派尔努。
这是一座海滨小城，波罗的海的风从海上吹来，带着咸腥的味道。
街道比维尔扬迪宽一些，房子也更新一些，很多都是新建的。
弗里茨他俩沿着海边走。
夕阳正在西沉，把整片大海染成金红色。
远处的海面上，有几艘渔船正在返航，白色的帆在风中鼓得满满的。
岸边有一个小码头，几个工人正在卸货。
一箱箱的鱼被搬上岸，装进卡车里。有个穿工装的中年人看见他们，挥了挥手。
“同志！来帮忙不？”
弗里茨和菲尔曼对视一眼，笑着走过去。
他们帮忙搬了半个小时。鱼很新鲜，银光闪闪的，还带着海水的咸味。搬完之后，那个中年人掏出一包烟，递给他们一人一支。
“谢谢同志！”他咧着嘴笑，
“你们是来旅游的？住哪儿？要是不嫌弃，去我家吃饭？我老婆做的鱼汤，全派尔努最好！”
弗里茨和菲尔曼婉拒了他的好意。
晚上，他们住在海边一家小旅馆里。
房间不大，但干净整洁，窗户外就是大海。老板娘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丈夫死在战争里，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
“德国同志，”她给他们端来热茶，“你们辛苦了，一直没来得及和你们说一声谢谢。
我丈夫死了的时候，还是你们德国同志和我们这的同志一起帮我操办的。
当时我很消沉，还是一个德国的政委同志劝慰我的，让我走出了阴霾，可我刚想感谢你们，波罗的海就解放了，同志们都回国了，这下可好，彻底联系不上你们了。”
老板娘说着，眼眶竟有些发红，
“要不是你们在那个时候派同志来店里帮忙，还开导我，我都不知道这日子该怎么过下去了。”
弗里茨摇摇头。
“不辛苦。我们都是同志，这都是我们应该的。”
老板娘笑了笑。
“我男人也是。他离世之前参加工人赤卫队，就在城外打仗。
德国同志的部队来的时候，他高兴得一夜没睡，说终于等到你们了。”
她顿了顿。
“后来他牺牲了。就是可惜他没能看到如今的日子。”
弗里茨愣住了。
老板娘看见他的表情，又笑了笑。
“没关系。他知道自己为什么打仗。他死的时候，是笑着的。”
她转身走了。
弗里茨一个人坐在窗前，望着外面漆黑的大海。
第二天吃完饭，当地的工人带他们去参观新建的罐头厂。
“都是同志们的国家援助的机器！”
他指着那些崭新的设备，眼睛亮亮的，“把鱼做成罐头，运到考纳斯，运到里加，运到柏林！”
他带着他们走遍整个工厂，每个角落都看了一遍。工人们正在忙碌，看见他们，都抬起头来笑着打招呼。
临走的时候，工人塞给他们一人一罐鱼罐头。
“自己厂里做的，尝尝！”
弗里茨接过罐头，看了看上面的标签。标签上印着几个字：派尔努渔业合作社。
他把罐头小心地放进背包里。
第三天，他们到了里加。
这是波罗的海最大的城市，也是最热闹的。道加瓦河穿城而过，两岸都是古老的建筑。有些建筑上还留着弹孔，但大多数已经修缮一新。
他们去了老城。那些窄窄的街道，古老的教堂，石头铺的广场，都和战前一样。
不一样的是，街上到处是红旗，到处是标语，到处是穿着新制服、戴着红袖章的年轻人。
他们还去了港口。
那里停着几艘苏联货船，工人们正在卸货。一箱箱的机器、一袋袋的面粉、一桶桶的石油，被起重机吊起来，装上卡车。
码头上立着一块巨大的牌子，上面用德文、俄文、拉脱维亚文写着：
“感谢社会主义国家同志的援助！
世界社会主义大家庭万岁！
全世界无产阶级人民万岁！”
弗里茨站在那块牌子前，看了很久。
菲尔曼走过来。
“想什么呢？”
弗里茨摇摇头。
“没想什么。就是觉得——”
他找不到合适的词。
菲尔曼替他说了。
“觉得值了。”
弗里茨点点头。
对。就是觉得值了。
那些在战壕里冻得睡不着的夜晚，那些在枪林弹雨中冲锋的早晨，那些看着战友倒下的牺牲的瞬间——都值了。
因为他们打仗，是为了让这个地方变成这样。
让工厂开工，让孩子能在广场上跑来跑去，让人民过上新的，有盼头的生活。
他们继续往前走。
港口边有一个小广场，广场上围着一群人，正在听什么。他们挤进去一看，原来是一个当地的同志，他站在一个木箱上，正在慷慨激昂地讲话。
“——同志们！我们解放了，但革命还没有结束！
我们要建设，要生产，要让每一个孩子都能上学，每一个老人都有饭吃，每一个工人都能挺直腰杆走路！”
人群里有人鼓掌。
“社会主义国家的同志帮了我们，但我们不能永远靠别人！
我们要自己站起来，自己走路，自己保卫自己的革命！”
更热烈的掌声。
那位演讲的同志看见了他们，忽然停下来。
“同志们！”他指着弗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