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九日，深夜十一时二十分。
科夫诺，立陶宛。
这是一座已经燃烧了二十天的城市。
从城郊的工人区到市中心的广场，每一条街道都留下过弹痕，每一栋建筑都见证过战斗。
此刻，三辆蒙着帆布的卡车在坑洼不平的街道上颠簸前行。
驾驶室里，隆美尔靠坐在副驾驶位置上，手里攥着一份手绘的科夫诺城区图。
图上用红蓝铅笔标注着当前战线的情况。
“还有多远？”他问。
“两公里，隆美尔同志。前线指挥部就在前面。”
隆美尔点点头，没有再多说。
从他下飞机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四个小时。
先遣队的人把他从科夫诺郊外的简易机场接到这里，一路上只简单介绍了几句：
战线就在城东三公里处，敌人白天刚发动过一次营级规模的进攻，被打了回去，但同志们的伤亡不小。
三国联合部队的指挥员们都在等他。
卡车在一个地下车库入口处停下。车库的门被掀开一条缝，有人用手电筒照了照驾驶室，然后挥手示意可以进入。
隆美尔跳下车，跟着向导走进地下车库。
这里已经被改造成临时指挥部。
最里面的一面墙上挂着大幅地图，地图前站着七八个人，听见脚步声，他们一齐转过身来。
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瘦削，眼眶深陷，胡子拉碴，但眼睛很亮。他穿着一件旧皮夹克，左臂上戴着红色袖章。
“隆美尔同志！”他快步上前，双手握住隆美尔的手，
“终于等到您了！我是立陶宛工人赤卫队总指挥，约纳斯·维陶塔斯。欢迎来到科夫诺！”
“维陶塔斯同志，”隆美尔说，“路上听说了你们的情况。辛苦了。”
维陶塔斯摇摇头，苦笑了一下。
“辛苦不怕，隆美尔同志。怕的是打不赢。您来了，我们就有希望了。”
他侧身让开，指着身后那几个人。
“这位是拉脱维亚的卡尔利斯·彼得森同志，里加城区防御的负责人。
这位是爱沙尼亚的约翰内斯·塔尔维克同志，塔林工人武装的指挥员。其他几位是参谋和联络员。”
隆美尔一一与他们握手。
“隆美尔同志，”彼得森，那位拉脱维亚的指挥员开口了，他的声音沙哑，
“我们的情况，您大概已经知道了。
里加那边，英国人支援的政府军把我们压在老城边缘，已经半个月了。
每天都有进攻，每天都有人倒下。再这样下去……”
他没有说完。但隆美尔明白他的意思。
爱沙尼亚的指挥员塔尔维克接着说：
“塔林这边也是一样。
巷战打了二十三天，每一条街、每一栋楼都要反复争夺。
政府军有英国顾问指挥，战术比之前狡猾多了。我们的弹药快用完了，伤员越来越多……”
隆美尔等他们说完，他才开口道：
“我需要知道具体的情况。兵力、部署、补给、敌军动向。越详细越好。”
维陶塔斯点点头，转身走向地图。
“这是科夫诺周边的形势。”他拿起一根细木棍，在地图上指点着，
“我们目前控制着城区东部和南部的工人区，大约占全城三分之一。
敌人部署在西郊和北郊，兵力大约一万两千人，有三十门火炮、二十挺重机枪。
他们的主要进攻方向在这里——”他指了指地图上一块被红圈标记的区域，
“铁路工人居住区。已经打了五次，都被我们打下去了。但我们的伤亡不小。”
“后勤情况怎么样了？”
“弹药快见底了。”维陶塔斯向隆美尔坦白，
“步枪子弹平均每人不到二十发，机枪子弹只剩三个基数。
手榴弹还有一些，但也不多了。
火炮——我们只有四门缴获的野炮，炮弹不到一百发。”
隆美尔转向彼得森和塔尔维克：“里加和塔林的情况呢？”
彼得森苦笑：“比科夫诺好不了多少。里加那边，我们有大约两千五百人，控制着老城四分之一的区域。
但英国军舰每天都在海湾里游弋，我们不敢靠近海岸线，怕挨炮轰。
弹药还能撑一周左右，但粮食也开始紧张了。”
塔尔维克接着说：“塔林也一样。敌人虽然攻势不如这边猛，但围得很紧。
我们有一条秘密补给线，从城外渔民那里弄些粮食和弹药，但杯水车薪。”
隆美尔走到地图前，静静地看了很久。
“五天。”他说，“五天后，英国舰队就会抵达里加湾。到那时，他们可以用舰炮轰击沿海三十公里内的任何目标，支援政府军的进攻。”
指挥部里安静了几秒。
塔尔维克低声说：“隆美尔同志，我们……能撑到那个时候吗？”
隆美尔转过身，看着他。
“不用撑到那个时候。”他说，“五天之后，英国舰队抵达的时候，他们看到的不会是还在顽抗的起义部队。他们会看到——”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
“——已经被彻底击溃的政府军。”
指挥部里又安静了几秒。然后维陶塔斯开口了，声音有些发颤：
“隆美尔同志，您……有把握？”
隆美尔没有直接回答。他走到地图前，拿起那根细木棍，点在科夫诺西郊的敌军阵地上。
“第105师现在在哪儿？”他问。
维陶塔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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