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幕降临时，韦格纳回到人民委员会大楼。
办公室里没有开灯。韦格纳走进去，没有立刻按下开关，而是在窗前站了一会儿。
从这扇窗户望出去，可以看见半个城区的灯火。展览中心的方向有一片格外明亮的光晕，那是夜间照明的效果——大会要持续七天，每晚都有专场活动和交流。
韦格纳看了很久。
然后打开灯，走到办公桌前，坐下。
桌上放着他离开前写到一半的文件。标题是：
《关于在全党范围内开展思想作风教育整顿的初步设想（草案）》
稿纸上的字迹有些潦草，那是他一边想一边写的痕迹。
有些句子划掉了重写，有些段落旁边打了问号，有些空白处用红笔写着“此处需与党内同志商议”之类的批注。
韦格纳拿起笔，想继续写下去。
但笔尖悬在纸面上，久久没有落下。
不是写不出来。
那些想法，他已经想了很久。
官僚化。
特权思想。
革命者变成新官僚的危险。
穿新制服、说新套话、心里却装着旧时代的幽灵。
那些没有走出过办公室、没有和工人同桌吃过饭、没有记住任何一位来访者名字的干部。
那些业务精通、作风谨慎、从不犯原则错误——却也从不把心交给人民的“业务骨干”。
韦格纳放下笔，揉了揉眉心。
窗户玻璃上映出他自己的脸。三十九岁了，鬓角已经可以看见零星的白发。
十一年前在304高地发动十一月革命时，他才二十八岁，那时候觉得时间很多，路很长，什么都来得及。
十一年后，他坐在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办公室里，面对的是七千二百万人的国家、三十七个国家的兄弟党、以及来自波罗的海、英国、美国、全世界各地的期待与压力。
韦格纳正想着该如何继续规划的时候，门外忽然响起脚步声。
韦格纳抬起头，看见门被推开，一个穿军绿色制服的值班参谋站在门口，胸口微微起伏。
“主席同志，”他的声音有些紧，
“波罗的海三国联合党支部发来加密急电。”
韦格纳伸出手，值班参谋快步上前，把电报递上，然后退后两步，站在门口等待指示。
电文不长，他几秒钟就扫完了。
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三国的无产阶级联盟，于十月下旬联合发动总起义。
起义初期进展顺利，工人赤卫队占领了考纳斯部分城区，里加港的码头也被起义的工人阶级彻底掌控，塔林的老城一度被起义者掌控。
但进入十一月后，局势开始逆转。
英国等欧洲大陆残余的资产阶级政府的援助，已经成规模地抵达三国资产阶级政府手中。
电报上列举的数字触目惊心：
从十月底至今，英国皇家海军向里加湾运送了至少两万支步枪、三百挺机枪、五千箱弹药。流亡在海外的法国临时反动政府挤出了两百万法郎的紧急贷款，用于采购军火。
瑞典虽然没有直接参战，但默许其港口成为军火转运站。
这些援助让原本濒临崩溃的政府军缓过了一口气。
里加的战线上，工人赤卫队原本已经推进到距离市中心不到三公里的地方，现在被压制回了老城边缘。
塔林的巷战陷入胶着，每一条街、每一栋楼都在反复争夺。
考纳斯的郊外，政府军正在集结新的部队，准备发动反攻。
电文的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
“……据可靠情报，英国军情六处已向三国派遣至少一百二十名现役或退役军官，担任政府军顾问及战术指导。
并且联合法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组建协调委员会，试图将三国资产阶级残余力量整合为统一指挥体系。
在此情况下，我方起义部队虽浴血奋战，处境日益艰难。
我们紧急请求，柏林共产国际立即提供军事物资援助，并派遣有实战经验的国际志愿军指挥员，协助我方重组防线、培训新兵、统一作战指挥。
此致
革命敬礼
波罗的海三国联合党支部
1929年11月7日二十时三十分”
韦格纳放下电报。
“克朗茨同志在哪里？”韦格纳问。
值班参谋立刻回答：
“克朗茨总司令今晚在展览中心参加军事科技分论坛的晚宴。需要我立刻去通知吗？”
韦格纳想了想，摇摇头。
“不必。直接给他办公室打电话，让他结束晚宴后立即到我这里来。”
他看了一眼墙上的钟，八点四十五分，
“告诉他，十点之前，我要见到他。”
“是！”
值班参谋敬了个礼，转身快步离去。
脚步声渐渐消失在走廊尽头。
韦格纳又拿起那份电报，读了一遍。
波罗的海这个区域已经在韦格纳的心里翻来覆去想过很多次。
那是德国东北方向的屏障，是苏联西北方向的通道，是波罗的海的门户，是社会主义欧洲向北欧延伸的跳板。
韦格纳站起身，走到窗前。
展览中心方向的灯火依然明亮。那座巨大的场馆里，此刻正有数百名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在交谈、讨论、举杯、握手。
他们谈论的是科技，是发展，是人类的未来。
他们脸上洋溢着希望和信心，因为他们刚刚亲眼看见了社会主义的成就。
但此刻，在距离柏林八百公里外的波罗的海沿岸，有人在用血肉之躯堵枪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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