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略微回溯到之前。
在斯诺漫步柏林公园、沉浸于文化观察的同一天下午，人民委员会主席办公室内，韦格纳正埋首于文件之中。
宽大的办公桌上，左边堆着关于波罗的海三国最新局势及德苏协调会议纪要的电文和报告，右边则是教育系统整风运动的阶段汇报和几份关于宗教政策调整的讨论稿。
窗外的阳光将房间照得透亮，却驱不散韦格纳眉宇间凝聚的思考之色。
他刚用笔在一份关于立陶宛边境民兵“自发越境支援兄弟人民”事件的报告上批注，并准备签署一份发给总参谋部的警示电文时，门外响起了敲门声。
“请进。”
韦格纳头也未抬，目光仍停留在文件上。
秘书诺依曼拿着一份文件夹走了进来，步履轻而稳。
“主席，外事与新闻联络局转来一份采访申请，需要您过目决定。”
他将文件夹放在办公桌一角，习惯性地简要汇报，
“申请者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目前持法国临时革命委员会让诺同志的介绍信在柏林访问。
他希望就德国社会主义建设、国内外形势及国际共运等问题对您进行专访。”
“斯诺？”韦格纳手中的笔微微一顿，这个名字激起了来自另一个时空的涟漪。
韦格纳抬起头，眼神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恍然与兴味暗自思索着。
“埃德加·斯诺……那个后来去了延安，写了《西行漫记》（即《红星照耀中国》）的斯诺？”
秘书诺依曼也确认道：
“是的，主席。档案显示，他近期在法国观察革命进程，撰写的报道被认为相对客观。
让诺同志在介绍信中肯定了他的专业态度和对革命事业的同情理解。”
韦格纳身体向后靠进椅背，陷入了短暂的沉思。脑海中，那个戴着贝雷帽、目光诚恳而敏锐的年轻记者形象，与另一个时空里穿越封锁线、深入陕北窑洞、首次向世界揭示中国革命真相的勇敢身影重叠起来。
这是一个在历史上注定会与红色革命结下不解之缘的记者，一个拥有独特视角和诚实笔触的观察者。
“有意思……”韦格纳嘴角浮现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
“他看过了法国，现在来看德国。用他自己的眼睛，比较两种革命后的景象？”
诺依曼点头：
“根据接待记录和陪同人员的反馈，斯诺同志过去几天非常活跃，参观了工厂、农场、学校、医院、文化场所，接触了各阶层群众，提问很深入。”
“嗯，是个认真做功课的人。”韦格纳赞许地点点头，随即问道，
“联络局的意见呢？”
“他们进行了初步评估。认为斯诺的报道在英语世界，特别是美国知识界和左翼圈子有一定分量。
他的观察若能相对客观，有助于打破西方主流媒体对我国的妖魔化宣传，展现社会主义建设的真实面貌。
风险在于，他毕竟是资产阶级媒体出身，立场不可能完全一致，提问可能涉及敏感领域。
建议若您同意接见，需明确边界，做好充分准备。”
诺依曼一板一眼地汇报。
韦格纳站起身，踱到窗前，望着楼下林荫道上井然有序的车流和行人。
阳光给柏林的一切镀上了金色的轮廓，充满生机与希望。
他想起了自己推动的这一切：土地改革、工业国有化、科技规划、社会福利、教育改革、文化塑造……还有那正在进行的、与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的不懈斗争。
这一切，需要被理解，更需要被准确地传达给世界。
尤其是当下，法国革命成功，波罗的海风云激荡，资本主义世界危机深重，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制度竞争”与“道路示范”空前激烈。
一个像斯诺这样的记者，他的笔，可能比一个师的力量还重要。
他不是官方的传声筒，他的独立记者身份和已有的声誉，使其报道更具可信度。
更重要的是，韦格纳从“历史”知道，斯诺具备一种难得的品质：
他能深入基层，看到普通人的生活和变化，并用朴实的语言打动人心。
这正是向世界展示“德国道路”不是冰冷教条，而是鲜活生活的最好桥梁。
“见，为什么不见？”韦格纳转过身，语气果断而坚定，
“人家漂洋过海，穿过战火，诚心诚意来了解我们，我们没理由把客人拒之门外。
教员……呃，我是说，真正的革命者，应该有这样的胸怀和气度，敢于让外界来看，来问。
遮遮掩掩，反而显得心里有鬼。”
韦格纳走回办公桌后，坐下，拿起那份申请又扫了一眼。
“斯诺同志……他看到了法国革命的暴风骤雨，现在来德国看雨后建设。
这很好嘛！
正好让他比较比较，看看不同的土壤上，革命结出的果实有什么相同，又有什么不同。
我们走的路，取得的成绩，面临的困难，都可以坦诚地谈。
真理不怕辩论，事实胜于雄辩。”
诺依曼迅速记录着要点：
“那么，主席，您的意思是批准这次专访？时间上……”
“批了。”韦格纳一挥手，
“时间你们和联络局协调，尽量安排。我估计他问题不少，给斯诺同志留够时间，但也要有效率，控制在……一小时以内吧。
至于边界，”他沉吟了一下，
“大的原则诺依曼你清楚。具体可以告诉联络局的同志，只要不涉及确切的国防机密和正在酝酿未公布的重大决策，其他问题都可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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