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车缓缓驶入柏林站。
月台宽敞明亮，以钢筋混凝土和大量玻璃构建，线条简洁有力。
穿着统一深蓝色制服的车站工作人员各司其职，引导人流、装卸行李、清洁地面，动作利落，神情专注。
扩音器里传来清晰的女声广播，用德语通告车次和信息，随后是简短的法语和英语翻译——一种国际化的细心。
最令斯诺惊讶的是没有看到乞丐、擦鞋童或纠缠旅客的小贩。
取而代之的是整齐的报刊亭、国营食品供应点，以及醒目的以多种语言写的指示牌，指向“工人问讯处”、“旅客医疗站”和“国际友人接待中心”。
人群川流不息，构成一幅生动的图景。
工人装束者最多，许多人提着工具箱或饭盒，步履匆匆但方向明确。
知识分子模样的人也不少。
引人注目的是大量青少年和儿童，他们成群结队，穿着统一的运动式校服或青年团服装，背着书包，脸上洋溢着健康的红润和开朗的笑容，声音清脆，讨论着课堂内容或郊游计划。
在出站检票口，斯诺将车票递给一位中年检票员。
这位同志身材敦实，面色红润，穿着笔挺的深蓝色制服，左胸别着一枚小小的红旗徽章和一枚“十年忠诚服务”奖章。
他接过票，利落地在票角打孔，动作娴熟准确。出乎斯诺意料的是，检票员抬头对他露出一个坦率而友好的笑容，“同志，第一次来柏林？欢迎你。”
斯诺略微惊讶，用他还在练习中的德语回答：
“是的，第一次。谢谢。您怎么看出来的？”
检票员哈哈一笑，声音爽朗，顺手将票根递还给斯诺：
“直觉，同志！常来的同志我一眼就能看出来，柏林欢迎您，同志。”
斯诺被他的开朗和洞察力感染，不禁多问了一句：
“您喜欢现在的工作吗？和以前比怎么样？”
他下意识地用上了在法国学到的比较视角。
检票员脸上的笑容变得更加深刻，那是一种从心底溢出的满足感。
“同志，你要这么问，这话可有的说了。”
他暂时侧身让开通道，示意后面几位提着行李的工人先过。
然后他转回身，靠在检票台边，仿佛很乐意与这位好奇的外国人多聊两句，这本身也是新旧社会服务人员的一个细微差别——前者往往因疲惫或麻木而惜字如金，后者则常有一种分享建设成果的主动意愿。
“革命前，我在铁路上干了很久，从学徒做起。
那时候，我们管这叫‘苦差事’。收入微薄，要看上司脸色，旅客中的阔佬对我们呼来喝去是常事。
病了？自己扛着，丢了工作全家饿肚子。孩子？做梦也不敢想让他们都上学。”
他指了指自己胸前的奖章，
“现在我的工作还是检票、维护秩序，但感觉完全不同了。
铁路是人民的铁路，我们是它的主人之一，而不仅仅是雇员。
我们有工会，有安全条例，有保障。
收入稳定，足够养家，还能存钱。孩子？” 他的眼睛亮起来，指向远处那群正走出车站、欢声笑语的青少年，
“瞧见没？我的大儿子就在那边那群穿蓝裤子孩子里，他是柏林青年技术学院的学生，学机械的！
我的小女儿在上中学，她想当医生。
国家供他们上学，直到他们学成为止。这是以前我这样的家庭敢想的吗？”
他挺直了腰板，制服显得格外精神。
“现在我们工作，知道是为了什么。这工作有尊严，有意义。”
他顿了顿，语气变得更加认真，
“当然，要求也高。得不断学习新的规章，提高效率，参加政治学习，理解我们工作的社会意义。
不能混日子。但这正是新社会的好处——它推着你向上，给你机会，也要求你承担责任。”
这时，一个带着好几个包裹的老妇人有些吃力地走过来，检票员立刻中断了谈话，敏捷地绕出检票台，帮老妇人提起最重的两个包裹，
“玛尔塔同志，又去看孙子啦？慢点走，三号站台的车还有十分钟呢，不急。”
老妇人笑着道谢，他则自然地接过话头，对斯诺说：
“瞧，这也是工作的一部分。同志，在社会主义德国，人与人之间，就该是这样。”
帮助老妇人后，他回到岗位，对斯诺最后说道：
“所以，同志，欢迎来到柏林。”
他再次露出那坦率而自豪的笑容，向斯诺挥了挥手，
“祝您在柏林过得愉快！出站直走就是电车站，指南和地图在那边服务台免费领取。”
斯诺道谢离开，心中激荡不已。
这个短暂的邂逅更生动地向他展示了德国人民新面貌的内涵：
它不只是物质的改善，更是一种精神状态的彻底革新——从被动的忍受者、卑微的服务者，转变为有尊严、有技能、有归属感、有明确社会意识的积极建设者和互助共同体的一员。
检票员那发自内心的自豪感、对工作的新理解、对子女未来的信心，以及自然而然的互助行为，构成了斯诺对社会主义德国人的第一份鲜活认知。
斯诺随着人流走出车站，真正的柏林在他眼前展开。宽阔的街道笔直延伸，路面平整，标志清晰。
车身上涂着醒目的为人民服务字样电车和公交车频繁地驶过，乘客自觉排队上下，车厢里常常满员，但秩序井然。
自行车流是一大特色，男女老少骑着结实但款式统一的“人民牌”自行车，铃声清脆，汇成一条流动的溪流。私人汽车也不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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