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一出街，立刻被抢购一空。
机关单位、工厂车间、学校校园、街头阅报栏前，人们争相，议论纷纷。
在教育系统内部，这无异于一场地震。
各级教育官员的心情复杂，有的感到紧张，急忙翻找自己辖区内的汇报材料，回想是否有过不妥批示；
有的则感到振奋，认为早就该对某些不正之风下猛药了。
无数中小学、幼儿园的领导层紧急开会，对照报纸上指出的问题逐条自查，整个教育系统中弥漫着一种前所未有的严肃和压力。
而在幼儿园，那篇报道带来的冲击则更为具体和微妙。
早晨，园长面色凝重地将所有教师召集到会议室，宣读了报纸上的重点内容。
当听到“看人下菜碟”、“纵容甚至讨好干部子女”、“因学生家庭背景而区别对待”这些字眼时，会议室里的气氛瞬间降至冰点。
不少教师下意识地低下头，或交换着不安的眼神。
克劳泽女士感到自己的脸颊有些发烫，尽管园长并没有看向她，但她仿佛觉得那些尖锐的词句都化作了无形的针，刺向自己。
散会后，她几乎有些踉跄地回到办公室，再也无心打理窗台上的天竺葵。
莉丝贝特跟了进来，脸上还带着震惊和困惑。
“克劳泽女士，报纸上说的……我们……”她欲言又止。
克劳泽猛地打断她，声音有些尖利，却更显得外强中干：
“我们什么我们？我们按规章办事，尽心尽力教育孩子，有什么好怕的？
报纸是泛指，是敲打那些真正有问题的！我们班……我们班风气一直很好！”
她像是在说服莉丝贝特，更像是在说服自己。
然而，她心里早已乱成一团。
韦格纳主席亲自过问？教育委员会全面整风？监察部要介入？还要抓典型？
这些信息在她脑海中轰鸣。她不由得再次想起卡尔·弗雷迪那双清澈而倔强的眼睛，想起自己对他的那些评价——“顽劣”、“不服管”、“拉帮结伙”。
如果……如果上面真的来调查，如果有人把平时的事情说出去，甚至如果……如果弗雷迪的父母，那两个“工人”，因为孩子受了委屈而去投诉……
她不敢再想下去。一种巨大的恐慌攫住了她。
她一直赖以生存和维持优越感的那个“秩序”——基于对家庭背景的隐秘权衡而形成的班级管理“秩序”，在报纸字里行间透出的强大政治意志面前，显得如此不堪一击，甚至看起来有些丑陋。
她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意识到，自己那套“因材施教”的逻辑，可能并不属于这个新时代所鼓励和允许的范畴。
接下来的半天，克劳泽过得心神不宁。
她上课时几次走神，对待孩子们的态度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她试图对每个孩子都挤出更“平均”的笑容，甚至对路德里希也不再像以往那样自然而然地和颜悦色，而是带着一种刻意的、略显僵硬的“一视同仁”。
这种变化连孩子们都能感觉到，路德里希有些困惑地看着她，而弗雷迪则敏锐地察觉到了老师不同寻常的沉默和闪烁的眼神。
就在克劳泽被内心恐慌煎熬的同时，教育人民委员会派出的首批联合督导调研小组，已经悄然出发。
幼儿园的放学铃声，如同往常一样响起，但在克劳泽耳中，却比往日更添了几分催人心绪的急促。
孩子们像小鸟般涌向校门口。克劳泽勉强维持着秩序，目光却不由自主地飘向那个身影——卡尔·弗雷迪。
今天来接他的是他的母亲，安娜。
安娜站在门口那棵橡树的荫凉下，穿着一件素净的浅色连衣裙，外罩一件针织开衫，手里拿着一个普通的布包。
她并未刻意引人注目，但那份沉静从容的气度，在略显喧闹的家长人群中依然显得与众不同。
她正微微弯着腰，听小马克斯兴奋地比划着说什么，脸上带着温柔的笑意，不时点头，还伸手帮马克斯理了理有些歪的衣领。
然后，她自然地拉住了马克斯和弗雷迪的手，弗雷迪仰着头，正认真地对母亲讲述着什么。
这一幕，在克劳泽此刻惊弓之鸟般的心态下，被赋予了额外的分量。那位“工人”母亲的举止，她依旧惯性般地想着这个标签，完全颠覆了她基于档案而产生的粗浅想象。
那种知性、温和与天然的亲和力，让克劳泽感到一阵心虚，同时，一种更强烈的、试图做点什么来“弥补”或“试探”的冲动涌了上来。
眼看安娜就要带着两个孩子离开，克劳泽几乎是下意识地快步走了过去，脸上挤出一个她自认为最得体、最热情的弧度。
“您……您好！您就是弗雷迪的母亲吧？” 她的声音比平时高了一些，显得有些刻意。
安娜闻声转过头，看到是老师，便松开孩子的手，站直了身子，脸上礼貌的微笑不变，点了点头：
“是的，老师您好。我是安娜，弗雷迪的妈妈。这段时间麻烦您了。”
“不麻烦，不麻烦！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克劳泽连忙摆手，语速有点快，
“弗雷迪这孩子……嗯，很有个性，也很聪明。”
她斟酌着词汇，目光在安娜平静的脸上和弗雷迪清澈的眼睛之间游移，
“就是……有时候可能太有主见了点，和同学交往的方式上，我们老师可能还需要多引导，让他更……更合群一些。”
她试图把之前对弗雷迪的负面评价，用听起来像是“为孩子好”的关心方式包装起来，同时小心翼翼地观察安娜的反应。
安娜静静地听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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