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两周，斯诺的生活进入了一种紧凑的节奏。
每天清晨，安德烈或克劳德中的一人会准时出现在他旅馆楼下的小咖啡馆。他们安静地坐在角落，直到斯诺吃完简单的早餐。
“今天去第十六区，有个冶金工会的时事学习会。”
“第十八区的‘红色夜校’今晚有关于合作社经营的课程，下午我们先去印刷厂看看。”
他的行程总是简洁明了。斯诺逐渐明白，这两位同志不仅是保镖，他们知道该带他去哪里，见什么人，听什么内容——既能展现法共的基层组织与动员能力，又不会触及真正的军事机密或尚未公开的战略部署。
第一次深入观察，是在圣旺区一家曾经的机械车间改造的工会礼堂。
这里聚集了约两百名男女工人，大多穿着沾有油污的工作服，显然是下班后直接赶来。
主讲人是一位钳工老师傅。他讲解的题目是《从美国大萧条看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危机》。
没有深奥的理论，老师傅手里拿着的是一份法共机关报《人道报》和几张从德国文件上翻印的图表。他指着图表上陡峭下跌的曲线：
“兄弟们，姐妹们，看看！纽约股市崩了。
可资本家老爷们不会摔死，他们会把损失转嫁给谁？转给我们！”
他列举了美国工厂倒闭、农场破产、工人排队领救济的照片，然后话锋一转：
“再看看咱们自己。老板说要优化——优化个屁！
就是要裁员！工头昨天暗示，接下来要么接受降薪两成，要么滚蛋。
这和美国人遭遇的，是不是一个套路？”
“是！”
台下响起愤怒的附和声。
“那怎么办？”
老师傅提高声音，
“像以前那样，各自回家唉声叹气？或者指望那个被银行家们捏着的议会老爷们发善心？看看南边，他们除了加税、派警察抓罢工的人，还会干什么？”
他拿起另一份材料，那是德文翻译过来的简报。
“我们来看看德国同志怎么做的。
大企业国有化了，工厂委员会说了算！
国家组织培训，搞基建创造新岗位！
为什么？因为工厂是工人的，国家也是工人的！”
“咱们法共在北方实行的，也是这个理！那些已经被我们工人掌握的地盘，饿死过人吗？工厂关门后工人流落街头了吗？没有！”
演讲的最后，老师傅务实地说：
“所以，面对老板的降薪威胁，我们第十六冶金工会的应对方案是什么？
第一，成立应对小组，摸清厂里真实账目，他要是真亏了，亏多少？
第二，联络其他受影响工厂的工会，要行动一起行动。
第三，准备谈判底线：
缩短工时可以商量，但工资不能降，裁员绝对不行！如果谈不拢……同志们，我们的自卫队在训练，北方的兄弟工会也会支援。
资本家最怕的不是我们的口号，是我们团结起来后，他们再也无法为所欲为的力量！”
掌声雷动。
斯诺快速记录着。这与他参加过的任何政治集会都不同：
它扎根于最具体的生存威胁，提供的是基于阶级分析的现实应对方案，并将德国模式作为可参照的、成功的范例。
工人们眼中不是盲目的狂热，而是一种认清现实后的坚定和有条不紊的准备。
第二天，他参观了第十八区一所由旧教堂改造的红色夜校。
这里灯火通明，挤满了不同年龄的工人。教室分门别类：
有的在扫盲，教师是戴着眼镜、态度耐心的年轻女工；
有的在学习基础数学和机械制图；
最大的一间教室里，一位同志在讲解如何看懂工厂的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工人们不能只听老板和工头说什么就是什么，”
那位同志强调，
“我们要自己学会看账本！知道什么是成本，什么是利润，哪些开销是合理的，哪些是老板在搞鬼。
德国工厂委员会能有效监督，就是因为工人们自己懂行！知识就是力量，在车间里也一样！”
斯诺注意到，很多工人的笔记本上记得密密麻麻的，写得无比认真。
这是一种对“自我赋能”的渴望，不仅仅是学习技能，更是学习如何夺回对工作场所的控制权。
斯诺还被允许旁观了圣丹尼区一个街道合作社的月度议事会。
这个合作社管理着附近几个街区的食品配给、儿童照看和简易维修服务。
委员里有家庭主妇、年轻学徒、退休邮差。他们讨论的问题琐碎而具体：
面包配额是否应该根据家庭儿童数量微调？
收集到的废旧木料如何处理？
邻里间的纠纷如何调解？
争论有时很激烈，但每项决定，无论大小，最终都通过举手投票决定。
“这就是直接的工人民主，斯诺先生。”
陪同的安德烈难得地主动低声解释，
“也许慢，也许吵，但每个人都在学习负责，学习管理自己的生活共同体。
这比任何来自上面的命令都更能培养工人群体真正的主人翁意识。”
文化宣传也无处不在。
在街道的墙壁上，除了标语，还有色彩鲜明、构图有力的宣传画：
一面是瘦骨嶙峋的工人家庭在破屋中瑟缩，对面是整洁的工人住宅区里孩子们在玩耍；一面是肥胖的资本家挥舞着鞭子，另一面是工人团结起来，折断鞭子。
简单的对比，强烈的视觉冲击。
街头剧团在空地上表演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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