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卖。马上卖。能拿回多少是多少。
他冲向二楼走廊的公用电话，投进五分钱，手指颤抖地拨号。
占线。
再拨，还是占线。
第三次，忙音。
整个皇后区，整个纽约，整个美国，成千上万个约瑟夫在同时做同一件事：打电话给经纪人，要求卖出。
街角的托尼理发店里，早晨的“投资沙龙”异常安静。六个常客挤在收音机前，没人说话。
收音机里传来最新报价：
“美国广播公司……现报138.20，下跌12.4%……”
“通用汽车……121.50，下跌9.7%……”
“西屋电气……”
老约翰·米勒——那个把全部养老金投进通用汽车的退休管道工——突然站起来，脸色灰白。“我得回家。”他喃喃道，“玛莎在等我……”
没人拦他。每个人都在计算自己的损失。
门口的风铃响了。一个陌生男人走进来，穿着廉价的西装，表情严肃。
“谁是安东尼奥·莫雷蒂？”男人问。
“我是。”理发师托尼说，他的心脏狂跳着。
“莫雷蒂先生，我是全美证券的法律代表。”
男人递上一份文件，
“您的客户约瑟夫·科瓦尔斯基的账户因保证金不足，已于今日上午九点四十五分被强制平仓。平仓后仍欠公司两千三百美元。根据合同，作为介绍人，您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托尼接过文件，手抖得纸页哗哗作响。连带担保——他签那些佣金合同时，根本没仔细看小字。
“我……我没钱……”
“那我们会申请法庭执行。”男人转身离开，风铃再次响起。
店里死一般寂静。然后有人小声说：“我该走了，去打个电话……”
人群瞬间散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