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6月，波旁宫国民议会。
财政部长拉乌尔·佩雷托站在讲台上，手里拿着1927年第一季度的经济报告。
他的声音里难掩疲惫之色：
“先生们，我必须告知诸位一个严峻的事实：
本季度财政赤字已达78亿法郎，相当于全年预算的23%……国债总额现已突破3000亿法郎，是去年财政收入的4.2倍。”
台下，右翼议员们面色铁青。中间派交头接耳。而左侧那片属于法共及其盟友的席位——传来压低了的议论声。
“又是赤字！”
法共议员杜瓦尔站起身要求发言。议长犹豫了两秒，还是点了头。
“部长先生，”
杜瓦尔的声音清晰而冷峻，
“您是否计算过，过去三年用于解决罢工、增强军警的开支是多少？
是不是比用于基础建设和提高民用水平加起来还多？”
会场里顿时一片哗然。
佩雷托擦着额头的汗：“杜瓦尔先生，国家安全是首要……”
“安全？”
“当北方工业区20%的工人营养不良，当里尔的肺结核发病率比之前高了三倍，当马赛港的码头工人孩子因为没钱治病而痛苦的死去——这就是你们要的‘安全’？”
他举起一份文件：
“我这里有一份德国《红旗日报》的翻译件。
上面说，德国鲁尔区的煤矿工人，去年平均实际工资比法国同行高55%，工作时长短时，而且德国政府对国内广大人民都有医疗保险和补偿政策。”
右翼席位上传来怒吼：
“叛徒！你在为敌人宣传！”
“我说的是事实！”
杜瓦尔的声音压过了右翼的喧嚣，
“先生们，睁眼看看吧！就在我们争论的时候，不少的法国资本正在逃离这个国家。
上周，施耐德家族的信托基金把2000万法郎转移到了瑞士。
上个月，雷诺汽车的三位董事在伦敦买了房产。这群资本家们都知道，这个体制撑不了多久了！”
会场外的贝尔维尔区。
这里是巴黎的红色街区，法共在巴黎的实际控制区之一。
狭窄的街道上，红旗与三色旗并排悬挂，让诺正在工人文化中心发表演讲。
“有人说，德国人在收买人心。”
“我说：如果这是收买，那为什么我们的政府不来收买我们？为什么给我们的是子弹和催泪瓦斯？”
台下的掌声雷动。
一个老工人站起来，
“让诺同志，我在雷诺干了三十年。”
“我的三个儿子，两个死在了凡尔登的战场上，连尸体都没找全。
最小的那个……腿被炸断了，现在靠救济金活着，一天到晚坐在屋里发呆。”
老人颤抖的手指向远处，
“现在厂里说要裁员30%。工头说，这叫‘优化生产结构’。
可我知道，他们是要用更便宜的机器、更年轻便宜的工人，把我们这些老骨头扫地出门。”
他流下泪：
“我干了三十年啊……三十年！现在他们告诉我：你老了，没用了，滚吧。我们该怎么办啊？”
让诺从讲台上走下来，
“雅克同志，我记得你。”
“当年雷诺工厂那场罢工。警察的骑兵冲进人群，棍子像雨点一样落下。是你，当时挡在最前面，对着那些骑警喊：‘你们也是工人的儿子！’”
人群响起低低的赞同声。很多老工人都记得那一幕。
让诺走到人群中央：
“这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逻辑！冷酷、残忍、毫无人性的逻辑！”
“当它需要炮灰时，把我们的儿子送上前线——‘为了法兰西的荣耀！’他们这样喊。
但当战争结束，荣耀归谁？归那些军火商！归那些在后方数着钞票的资本家！
而我们的孩子呢？埋在黄土里，或者像雅克的小儿子一样，在角落里慢慢腐烂。”
“当资本家们需要利润时，把我们这些人送进工厂——‘勤劳的法兰西工人！’报纸这样写。
我们一天工作十二小时、十四小时，肺里吸满粉尘，手上磨出老茧。
我们用汗水创造了法国的工业奇迹。
可现在呢？经济稍微一波动，我们就被宣布‘多余’了。”
让诺提高了声音，
“而与此同时，在柏林——在新的社会主义德国——工人们在讨论什么？
不是讨论裁员，是讨论如何把周工时从44小时降到40小时！不是讨论减薪，是讨论如何让每个工人家庭都有能力每年休假两周，带着孩子去海边、去山区去看一看！
不是讨论关闭工厂，是讨论如何在工厂里建托儿所、建图书馆、建工人疗养院！”
人群中爆发出激动的议论声。
“我知道有人会说：‘那是德国，不是法国。’”
让诺继续说，
“但我要问：为什么德国工人能拥有这些，而法国工人不能？
是因为德国人比我们聪明？比我们勤劳？
不！是因为他们推翻了一个制度，建立了一个新的制度——一个工人当家做主的制度！”
“现在，让我告诉你们法国真正的处境！”
“我们的政府欠了多少债？3000亿法郎！这笔债是怎么欠下的？
一部分是世界大战欠下的！一部分是镇压我们自己的起义欠下的！”
“这笔债怎么还？政府说：靠税收。但资本家会把工厂转移到国外！靠殖民地的资源？
但阿尔及利亚在反抗，印度支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