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工人等条款。为了平息舆论，宣传口径定为“法兰西共和国主导下的国际技术合作典范”。
消息传出，固然在法国国内引起了一些争议和街头小规模的抗议，但在渴望工作机会的工人和急于看到城市恢复生机的普通市民中，更多是好奇和务实的期待。
国际上，则引起了广泛关注和不同解读。英美媒体冷嘲热讽，称之为“巴黎向柏林的又一次屈服”。德国和苏联则将其视为欧洲缓和与社会主义成就的一次展示。
柏林，人民委员会主席办公室扩大会议
会议室长桌上摊开着法国方面发来的正式合作请求文件副本、详细的项目需求清单，以及来自外交部、国家建设总局、总参谋部、国家监察与总政治部以及对外经济部门的初步评估报告。
韦格纳坐在主位，安静地听着各部门负责人的陈述，手指间一支未点燃的香烟缓慢转动。
国家建设总局局长首先发言，
“主席同志，各位与会的同志，这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项目！
法国人开出的报酬符合国际行情，甚至略高于我们国内大型项目的单位成本。
更重要的是，这是我们‘国家建设兵团’体系和先进施工技术一次绝佳的国际展示舞台。
巴黎奥运会将吸引全世界的目光，如果我们的队伍能在那里高效、优质地完成任务，其广告效应无法估量，将极大提升我国工业和工程技术的国际声誉，对未来极为有利。”
对外经济部门的负责人补充道：
“经济上确实有利可图。合同金额可观，能创造外汇收入。
而且，通过这次合作，可以进一步打开法国市场，让更多德国工业品、技术标准乃至管理模式获得认可和渗透。
这是《日内瓦协议》后德法双方经济正常化的关键一步，符合我们‘以经促政’的整体对法策略。”
然而，反对和担忧的声音同样强烈。
一位资深外交官眉头紧锁：
“政治上风险不容忽视。
尽管是商业合同，但派我们的建设兵团——这支带有鲜明国家和组织色彩的队伍——进入巴黎建造地标性场馆，很容易被法国国内民族主义势力和英美媒体扭曲解读为‘经济入侵’、‘文化占领’，甚至引发反弹，破坏目前脆弱的缓和局面。
如果施工过程中出现任何事故、纠纷或法国工人失业抗议，都可能被放大为政治事件。”
总参谋部的一位代表则从安全角度提出疑虑：
“我们的建设兵团成员并非普通工人，他们受过纪律训练，许多人甚至有军事或准军事背景。
大规模进入法国，尽管是分散在工地，但仍存在被法国情报部门渗透、策反，或卷入法国内部政治冲突的风险。
我们需要极其严密的内外安保和人员审查方案。”
施密特说出了自己的意见：
“这是一个政治意义远大于经济意义的提案。法国法共的同志们提出这个建议，他们希望借助我们的效率解决难题，更希望借助我们的存在和‘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展示，来冲击法国旧有的社会认知，巩固他们在联合政府中的地位和基层影响力。
对我们而言，这既是机会，也是考验。
机会在于，我们可以通过这支‘文明之师、建设之师’的形象，向法国乃至欧洲民众展示一个与帝国主义宣传中截然不同的、建设性的、先进的社会主义德国。
考验在于，我们能否管好这支队伍，确保同志们无论在工作效率、纪律作风还是政治表现上，都成为活的广告牌，而不是反面教材。
这涉及到人员选拔、政治教育、对外宣传等一系列复杂问题。”
一直沉默倾听的韦格纳，在施密特等人的发言之后提出了几个问题：
“第一，我们的建设兵团，有没有能力在不同的法律和文化环境下，克服困难，按时保质完成这样一项具有全球关注度的工程？这考验的是我们制度的真实韧性，不是口号。”
“第二，法国联合政府内部，支持此举的力量是否足以压制反对声浪，保证合同执行不受政治风波严重干扰？我们不想陷入无休止的法国内部扯皮。”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我们如何确保这次合作，最终有利于法国工人阶级的觉醒和斗争全局，有利于欧洲社会主义力量的此消彼长，而不仅仅是帮巴黎的资产阶级政府粉饰太平，或者单纯赚取一笔外汇？”
韦格纳停顿片刻然后缓缓说道：
“我认为，可以接受法国人的邀请。但必须附加严格的条件和我们自己的战略规划。”
他随即勾勒出决策框架：
“原则上接受合作，但必须是‘德国式’的合作。”
我们可以选派最精干、政治最可靠、技术最过硬的建设兵团的同志们前往法国。
将其视为“国家形象工程”和“制度橱窗”来打造。
工程质量、施工速度、现场管理、工人风貌、安全保障，所有环节都必须达到最高标准，要让人无可指摘，更要让人印象深刻。
在建设兵团项目组内，党组织和政治工作队伍要确保每一位赴法人员都清楚此行的政治意义，言行举止都要体现社会主义劳动者的风貌。同时，配备最强的业务技术班子。
还有，我们不追求在合作中获取超出合同的经济利益，甚至可以在某些方面展现一定的灵活性。
我们要通过卓越的工程表现和队伍的精神面貌，在法国社会内部制造关于“效率”、“组织”、“劳动者尊严”的强烈对比和讨论。
宣传部门要制定周密计划，与法共媒体配合，客观有力地报道德国建设者的工作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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