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醒的、制度性的设计，要时刻警惕权力异化；而这一切，都离不开一个在斗争中紧密联系群众、既有坚定原则又懂得灵活策略的党。”
“在法国，”
让诺继续道，
“我们不能放弃议会讲坛，那是重要的宣传和斗争阵地，联盟策略在某些情况下是必要的。
但我们绝不能陷入进去，绝不能把全部希望寄托在选票上。
我们必须同时深耕基层，在工厂、矿区、码头，组织工人进行经济斗争，将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争取社会保障这些具体要求，与揭露资本主义剥削、宣传社会主义优越性结合起来。
我们要学习德国具体的斗争经验。
同时，我们要善于利用法国现有的共和法律框架中有利于工人的部分，同时揭露其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本质。”
让诺强调道：
“德国同志的广播、书籍、电影，之所以能在我们的工人中流行，是因为那里展现了一个不同于苏联也不同于法国资本主义现实的、正在进行中的建设图景。
这给了我们的工人群体希望和具体的想象。
我们的任务，就是把这种希望和想象，与法国工人每天面对的具体斗争结合起来，探索出一条适合法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目标的道路。
这必然是一条结合了议会内斗争与议会外群众运动、经济斗争与政治教育、原则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的复杂道路。
争论是必要的，但分裂是致命的。
我们必须找到共识，那就是：
一切为了法国工人阶级的解放，一切为了最终在法兰西的土地上建立起劳动者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社会！”
让诺的发言试图弥合法共内部的分歧，指出一条更综合、更注重长期建设和群众基础的“德国经验启发下的法国道路”。
但这并未能平息会议上的争论。
革命行动派嫌他不够激进，议会斗争派嫌他给街头运动留了太多空间。
然而，让诺的威望和其路线的现实解释力，使得他成为党内不可忽视的一极，吸引了许多既不满于空谈革命口号、也不信任议会道路的年轻党员和务实工运骨干。
法共就在这种内部张力、外部高压、以及来自红色德国的思想辐射与物质支援下，艰难地发展着。
党员在缓慢增加，在部分工业区和“红色腰带”市镇影响力巩固，党的出版物和来自德国的信息通过地下网络流通。
法国统治阶级的焦虑在加深，维稳的拳头握得更紧，极端右翼的鼓噪也在回应这种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