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婉清约我在老码头见面。那是下午四点，太阳斜挂在江面上，把江水染成铁锈色。
她站在拴船柱旁边，穿一件米色风衣，头发比上次见长了些，风吹过来，她抬手把头发别到耳后。手里夹着半截红塔山，烟灰落下来，被风卷进江里。
“郑总要见你。”她说。
“不是见过了？”我把自行车脚架踢下来，靠着桥墩。
“不是江城。是省城。”陈婉清吸了口烟，“白云茶楼。”
“为什么？”
“他说，你在江城证明了你自己。”陈婉清把烟扔了，用脚踩灭，“现在，他想看看你在省城能走多远。”
我盯着她看了几秒。陈婉清不躲，回看我，眼神跟第一次见面时一样——像是在估算一件货物的价格。
“什么时候？”
“后天。中午十二点。”她从风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地址。”
我没接：“你告诉郑东海，我只身去。”
“随你带人。”陈婉清把纸条塞进我手里，“但郑总说了，带多少人，见多大的面。”
她把话说完，拦了辆夏利出租车走了。红色的车屁股在码头尽头的土路上扬起一片灰。
我把纸条展开。上面是一行钢笔字：“省城白云茶楼，二层，梅字间。”字迹工整，末尾还画了个圈。郑东海的习惯，我听王海提过——这人写信署名，名字后面总跟个圈，像是盖戳。
去省城要坐四个小时的绿皮火车。
我一个人去的。不是逞能，是赵强要盯着江城六家店的月结，李老头在清一批从温州发来的新货，小马跟着赵强学盘账。至于王海——他刚带团队过来，根基还不稳，带他去省城见郑东海，等于往人家脸上扇巴掌。
火车上，对面坐了个穿工装的中年男人，手里攥着个搪瓷缸子，缸子上印着”先进工作者”四个红字。他看我一眼，问：“出差？”
“嗯。”
“做生意的？”
“小买卖。”
他点点头，把搪瓷缸子打开，里面是泡得发胀的茶叶。他喝了一口，咂咂嘴：“做小买卖好。咱们厂子，半年没发工资了。”
我看着他工装胸口绣的字——“江钢机械厂”。我爸的老单位。
“你们厂……效益不好？”
“何止不好。”他又喝了口茶，“厂长卷钱跑了，机器卖了一半，剩下的在吃灰。”
火车咣当咣当地响。我没再说话。窗外是一片一片的稻田，远处有电线杆子排成直线，往天的尽头延伸。
省城火车站比江城大了不止十倍。
出站口人山人海，头顶的大喇叭里放着广播：“各位旅客请注意，开往北京的T68次列车即将检票……”声音被电流切割得断断续续。路边停着一排红色夏利和黄色面的，司机探头喊：“走不走？五块钱一位！”
我按照纸条上的地址，倒了两次公交车，走了十五分钟，找到白云茶楼。
茶楼在省城最繁华的中山路上，三层小楼，门口挂着两个红灯笼，门楣上写着”白云茶楼”四个金字。门口停着一辆黑色桑塔纳，车牌是省的牌子，数字很靠前。
我推门进去。一楼是大厅，摆着十几张八仙桌，喝茶的人不多，一个穿长衫的老先生坐在角落，拿着半导体收音机听评书。柜台后面的掌柜抬头看我：“找人？”
“梅字间。”
“二楼，左转，最里头。”
楼梯是木头的，踩上去吱呀响。二楼走廊铺着红地毯，墙壁上有山水国画，画框是雕花木的。走到最里头一扇门前，我停了半秒，然后推门进去。
郑东海坐在窗边的藤椅上，穿一件藏青色唐装，盘扣系到最上面一颗。左手捏着两个核桃，咯吱咯吱地转。桌上摆着一套紫砂茶具，茶壶嘴冒着热气。
他身后站着两个男人，都穿深色夹克，双手交叠在身前。王海跟我描述过——那是郑东海的跟班，一个叫老周，一个叫老吴，以前是省体工队的。
“来了？”郑东海没起身，拿壶盖刮了刮茶碗沿，“坐。”
我在他对面的藤椅上坐下。椅子很矮，坐下去比他还低半头。故意的。
“喝茶。”他推过来一个小茶碗，碧绿的茶汤里漂着一根茶叶梗。
我没端：“郑总远道请我，有事直说。”
郑东海笑了一下，核桃在手里转得更快了。他今年五十出头，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脸盘方正，眉毛很浓，看人的时候不眨眼。
“你在江城的事，我听说了。”他把茶碗放下，“六家店，挖我的人，打价格战。手段不错。”
“郑总过奖。”
“我不是夸你。”郑东海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我是说，你有资格跟我谈条件了。”
房间里很安静。窗外传来街上的汽车喇叭声，还有小贩喊叫的声音。
“什么条件？”
郑东海把核桃往桌上一放，身体往前倾：“我在省城，有八个商场的关系。供销渠道、进货门路、人情往来，现成的。你在江城的模式——平价、走量、精准——复制到省城。”
“利润怎么分？”
“五五分。”
我没接话。房间里只剩下茶壶里水烧开的咕嘟声。
“条件呢？”我问。
“条件是你的人，你的模式，我的资源。”郑东海重新靠回椅背，“省城不是江城。这里水深，没我带路，你淹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我端起茶碗，喝了一口。茶很烫，舌头发麻。我把茶碗放下，说：“我考虑。”
郑东海盯着我看了几秒钟，然后笑了。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压在茶碗下面：“三天。三天内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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