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五点半，我蹬着自行车往父母家去。
永久牌，二八杠，车链子缺了半节护板，踩一圈咔啦响一声。太阳还悬在西边楼顶上，把半边天烧成橘红，老街两边的梧桐树投下长长的影子。这回我不是去收铜，是以儿子的身份走这条路，眼光不一样——经过街角副食店，看见王婶拎着网兜往家走，里头装着两个青萝卜；巷口修鞋匠老李头收摊了，工具箱盖子上挂着一把没卖完的塑料凉鞋；马路牙子上几个半大小子蹲成一排，弹玻璃球，脆响一声接一声。
这条路前世我走过无数遍。每一块裂缝我都记得。2010冬天，我最后一次从这儿走，是去借钱还债，没人借给我。那时候路灯是亮的，照着雪地发白。
父母家在老街最里头，三间青砖平房，院墙上爬满了牵牛花，这个时节开的是紫蓝色的。我支好车，推木门进去，门轴吱呀一声。
院里飘来的味道让我愣了一下。
炖白菜。猪油炝过锅，放大白菜、粉条、豆腐，咕嘟咕嘟在铝锅里煮着。那股味道混着煤烟——院子角落里堆着蜂窝煤，旁边一只铁皮煤炉，上头坐着一把铝制烧水壶，壶嘴冒着白汽。这个味道没有饭馆里那种油腻，是瘦的、素的，带着一点点白菜帮子被煮烂之后的甜。
母亲刘淑芬从灶房探出头，围裙上沾着水珠。她看见是我，没问”你怎么来了”，也没问”最近怎么样”。她只是笑了一下，说：“正好，盛饭。”然后转身进了灶房，铝锅盖被掀开的声音传出来。
父亲炜正坐在堂屋的藤椅上。五十二岁，蓝色工装洗得发白，袖口磨出了毛边。他面前一张矮凳，矮凳上摆着一只搪瓷缸子，“劳动最光荣”五个红字掉了漆。他手里拿着一份《工人日报》，报纸举得不高，刚好挡住半张脸。
我没叫他。他也没放下报纸。
但我能感觉到他的眼睛从报纸上方露出来，往我这边扫了一眼。就一眼。然后他翻了一页报纸，哗啦一声，继续看。
“哥！”炜婷从里屋出来，十六岁，高中生，校服领口系着红领巾——不是少先队员，是他们学校为了运动会发的，她当围巾系。她手里攥着一本《高中数学竞赛题集》，书皮卷了边。“你发什么愣啊，进来坐啊。”
我跟着进了屋。
“电视关小点。”母亲端着锅进来，铝锅边上的木头把手上缠着布条。她一边走一边朝炜婷使眼色。炜婷蹦起来，把电视机音量拧小。14寸黑白电视正在播《渴望》，刘慧芳在屏幕上掉眼泪，雪花点一阵一阵的。
桌子是折叠的，四条腿有一条短，底下垫了块瓦片。四副碗筷，白瓷的，边上描着蓝边，磕碰的地方用红漆描过，描得不太匀，有些地方漆顺着裂缝渗下去，成了一道道红线。
母亲给我盛了一碗白菜汤，粉条堆得冒尖，又夹了一块豆腐放进我碗里。她没看我，只是把那碗往我跟前推了推。
“吃吧。”
父亲端起碗。右手，那只三年前被冲床砸过的手，端碗的时候在抖。腕子里头打过钢钉，天阴下雨会疼。白菜汤盛到碗里，晃出一圈油花。他低头喝了一口，没抬眼。
我拿起筷子。竹子的，装在一只竹筒做的筷筒里，筒身上用刀刻着一只粗糙的梅花。
桌上很安静，只有电视里的配音和咀嚼声。
“爸，妈，”我放下筷子，“我有件事要说。”
母亲夹菜的手停在半空。父亲继续嚼，一下，两下。
“我从五金厂辞职了。”
空气凝固了两秒钟。
父亲慢慢放下碗。碗底磕在玻璃板上，发出一声脆响。他的手还在抖，一滴汤汁从碗沿溅出来，落在桌面上。他没看我，看向电视。刘慧芳正好说出那句台词：“大明，你不能这样……”屋子里回荡着配音的混响。
母亲没说话。她把那块悬在半空的豆腐夹回自己碗里，低下头，用筷子把豆腐戳成两半。
“辞了多久了？”父亲开口。声音不高，有点哑。
“快两周了。”
“找到下家了？”
“没找厂。”我说，“我自己干。收废铜，倒手卖。”
父亲的腮帮子绷紧了。他端起面前那只小酒盅——里面盛着半杯红星二锅头，没喝，只是端在手里。酒面晃出一圈细纹。
“哥又不是不干活，”炜婷突然插嘴，“他只是换了个活干。收废品怎么了？不偷不抢的——”
父亲转过头看她。
就一眼。不重，甚至不凶。但炜婷的话立刻断在了半截。她低下头，筷子在碗里戳着粉条，戳了几下，又小声补了一句：“反正比厂里那些光说不干的领导强……”
声音小了，但没认错。
父亲没理她。他转过头，第一次正眼看我。
“你那个……收废品的，能挣多少？”
“本钱一百二，现在有一百五十八块五。”我说，“一天能跑两三户，收几十斤铜，转手挣差价。李老头出本钱，我验货，利润三七开。”
我把铝锅里的白菜汤盛到父亲碗里，补了一句：“比我在厂里挣得多。我原来一个月四十二块，现在我一天能挣十块。”
父亲看着我。他的眼睛很亮，比我想象的亮，但那双眼睛底下有很深的眼袋，是常年上夜班熬出来的。他没说话，低头喝了口酒。
桌子底下，母亲的脚轻轻踢了父亲一下。
父亲没反应。他又夹了一筷子白菜，嚼得很慢。
“我想先做收铜，”我说，“等本钱够了，开一家自己的店。不卖废品，卖五金材料。一条街就一家，没人竞争的那种。”
父亲咀嚼的动作停了一下。很短，大概半秒钟。然后他继续嚼，咽下去，端起酒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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