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钥匙在王剑飞主任那里……”
我反复咀嚼那段卫小伟留下的音频，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想要踏出一条思维的路径。
卫小伟这孩子我了解，聪明、内向、谨慎得有些过头，但极其重情义。他敢冒死录下这段音频，就不会给我留一道解不开的题。他一定留下了什么只有我能解开的秘密。
但他只能打哑谜才可能保守秘密！
如果音频被蒋子诩的人先发现，他们听到“钥匙在王剑飞主任那里”，就会立刻来找我。但他们找不到——因为我也不知道钥匙在哪。他们会搜我的办公室、我家、我的车，搜遍所有能搜的地方。但他们搜不到。因为钥匙根本不在我这里，在我脑子里。
卫小伟把密码锁的钥匙，塞进了只有我能打开的保险箱——我们共同的记忆。这就是他说的“钥匙在我这里”！
可我们之间，有什么共同的“记忆”？
我闭上眼，将过去一年与他有关的片段快速闪过。
办公室的谈话。他替朱小华来请假，欲言又止，最后什么也没说。操场边的偶遇他看见我，低头绕道走，像在躲什么。
不对。这些太普通了，谁都能看见。
要有更私密的、更独特的、不可能被外人知道的……
忽然，一个画面定格。
庆湖公园。秋游。那张原木的旧长椅。
那天，其他学生都在湖边嬉闹，只有卫小伟一个人坐在那张长椅上，盯着远处发呆。我走过去，在他身边坐下。
“怎么了？”
他没说话，只是用手指指着长椅侧面一颗老树上的一个小洞——那是一个拳头大小的树洞，被虫子蛀空的，深不见底。
过了很久，他才喃喃说了一句：
“王老师，我小时候，总喜欢把最重要的玻璃球藏在这种树洞里。觉得谁都找不到。”
就是这句话。
我当时没在意，以为是孩子气的感慨。但现在想来，那不是一个随口的比喻——那是他藏在记忆里的密码。
对他来说，树洞是安全的象征。对我来说，那是我们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交谈。
这就是他设定的“钥匙”。一段只有我们两人知道的、封存于记忆中的隐秘契约。
可那是几个月前的事了。那个树洞还在吗？就算在，东西真的藏在那里吗？万一被清洁工当垃圾清走了呢？万一被其他人发现了呢？
我又开始踱步。
但很快我停住了——没有别的线索了。这是我唯一的可能。我必须去。
我看了眼窗外。天快黑了。
现在去？白天太危险，学校附近到处都是眼睛。可等到深夜，公园就关门了。
我咬了咬牙。赌了。我驱车赶往庆湖公园。
一路上我反复确认后视镜。没有车跟着。没有。
但我总觉得有双眼睛在盯着我。
是错觉吗？还是蒋子诩的人已经……
我把车停进一条小巷，从后备箱翻出一件旧夹克套上，压低帽檐，步行绕了两条街，确认绝对没人跟，才从侧门溜进公园。
公园里空荡荡的。黄昏最后一点余晖正在褪去，路灯还没亮，整个园区笼罩在一片昏暗的青灰色里。远处有几个遛弯的老人，慢悠悠地走远。
我快步穿过草坪，绕到那片熟悉的休息区。
那张长椅还在。
我几乎是小跑过去的。
可当我站在长椅前，心却猛地一沉——树洞被人动过。
洞口边缘有新鲜的刮痕，周围的树皮被撬开过，还没完全合拢。我伸手进去一摸，空的。我脑子里“嗡”的一声。
有人先来过了。蒋子诩的人？还是……他们找到原件了？
不，不对。如果找到了，蒋子诩就不会对我试探和威胁。那会是谁？
我蹲在长椅边，强迫自己冷静。再仔细看——刮痕很新，像是这两天才弄的。但如果是蒋子诩的人，他们拿到东西后会做什么？会直接销毁，不会留着痕迹给我看。除非……
我伸手往树洞最深处摸去。指尖触到了什么东西。
是凹陷的——洞壁内侧，有一块松动的木片。我轻轻一抠，木片掉下来，后面是更深的缝隙。
我把手伸进去。指尖碰到了一个硬物。
我夹出来——是一个用防水胶带紧密缠绕的小物件。
卫小伟，你个兔崽子。我几乎是笑着骂出来的。手却在抖。
我拿着东西，没有回车上。不敢立即回。
我绕到公园最偏僻的角落，钻进一片小树林，在确认四周绝对没人后，才敢撕开胶带。
一个黑色U盘。一张微型DV存储卡。
我盯着这两样东西，手抖得更厉害了。
这就是他用命换来的东西。这就是蒋子诩疯找的“原件”。
可这里不安全。我不能在这里看。我得回去。
我把东西贴身藏好，深吸一口气……
回到办公室，我反锁上门，拉上所有窗帘，把灯调到最暗，才敢把东西拿出来。
我先看那张存储卡。内容与原U盘的视频一致——朱小华被砖头砸死的全过程。但文件属性里，多了一串时间戳。那是原始录制时间，无法篡改的铁证。卫小伟把原始素材留下了，书包夹层里的是复制品。聪明。
然后我打开那个黑色U盘。里面只有一个加密文件夹。需要密码。
我试了卫小伟的学号。不对。生日。不对。朱小华的学号。不对。生日。不对。
我又试了几个可能的组合——他俩的生日拼在一起，学号相加，都不对。额头上开始冒汗。
如果解不开这个密码，我拿到原件有什么用？还是打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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