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六哥，风筝前传

    霞飞路的法国梧桐叶子已经黄了大半，秋风一吹，落了满地。
    郑耀先穿了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长衫，戴了一副圆框眼镜，手里拎着一个破旧的布包。从背影看过去，就是一个混迹于旧书摊和茶馆之间的落魄文人，任谁也不会把他跟那个让整个上海滩闻风丧胆的“六哥”联系到一起。
    他沿着霞飞路走了大约二十分钟，经过了三家咖啡馆、两家裁缝铺和一个卖栗子的老太太。每经过一处，他都会下意识地扫一眼玻璃橱窗里的反光，确认身后没有尾巴，
    这是他十年潜伏养成的本能，就像呼吸一样自然，不需要思考，身体会自己做出反应。
    走到法国公园门口的时候，他停下来蹲着系鞋带。借这个动作，他把身后五十米内的行人全部扫了一遍。三个提菜篮的家庭主妇，一个推自行车的邮差，两个穿校服的女学生，没有可疑的人。
    他站起来，继续走。
    霞飞路的法国梧桐很高，树冠连成一片。阳光透过枯黄的叶子筛下来，在石板路上洒满了碎金子一样的光斑。路边的咖啡馆里传来留声机的声音，放的是一首法国香颂，旋律慵懒而优雅。
    这就是法租界。灯红酒绿的外壳下面，藏着整个上海滩最深的暗流。
    旧书摊在霞飞路的尽头，紧挨着一棵粗大的梧桐树。摊主是一个六十多岁的瘦老头，脸上的皱纹像风干的核桃皮，眼睛半眯着，看不清是睁着还是闭着。摊子上铺着一块灰布，上面摆满了各种旧书、旧杂志和发黄的报纸，零零散散的，看起来毫无章法，
    但郑耀先知道，这个摊子每一本书的位置都不是随意摆放的。
    他蹲下来，开始翻书。
    他的手指在一排旧书的书脊上慢慢滑过，像是在挑选一本可心的读物。实际上他在数，从左边第三排第七本开始，每隔五本抽出一本，看封底的折角方向。
    折角朝左，代表安全。折角朝右，代表危险，没有折角，代表死信箱已被废弃。
    第一本，折角朝左，安全。
    第二本，折角朝左，安全。
    第三本，没有折角。
    郑耀先的手指停了一秒，然后若无其事地把书放回去，又翻了翻旁边的几本杂志。他在一本1931年的《良友画报》里找到了一张夹在内页中的薄纸条。纸条很小，只有半个指甲盖大，上面用极细的铅笔写了一串数字。
    他把纸条攥在手心里，站起来，掏出两个铜板放在灰布上。
    “老板，这本画报多少钱？”
    “两毛。”瘦老头的声音沙哑而含糊，眼睛始终半眯着，似乎在打瞌睡。
    郑耀先掏出两枚铜元放在灰布上，夹着画报转身走了。
    他没有注意到，在他转身的瞬间，瘦老头半眯的眼睛微微张开了一条缝，目光落在他的后背上，停留了不到一秒钟，然后又合上了。
    走出霞飞路之后，郑耀先拐进了一条僻静的弄堂。他把纸条展开，对着光看了一遍。
    那串数字是一个日期和一个地点编号。翻译过来的意思是：三天前，有人在四号死信箱投递了回信。
    四号死信箱在法租界的一家修鞋铺里，离这里步行大约十五分钟。
    郑耀先把纸条撕成碎片，混在口袋里的烟丝中，然后继续往前走。
    修鞋铺的老板是个驼背的中年人，四十出头的年纪，手上全是茧子和鞋油的痕迹。他正低着头在给一双旧皮鞋补底，锤子敲在鞋钉上发出有节奏的叮当声。铺子里弥漫着皮革和胶水的味道，门口挂着一块写着“老张修鞋”的木牌。
    郑耀先走进去，把一双穿得很旧的布鞋放在柜台上。
    “师傅，帮我换个鞋底。”
    “后天来取。”驼背师傅连头都没抬，锤子一下都没停。
    “行，辛苦了。”郑耀先掏出一枚铜元放在柜台上。
    驼背师傅用拇指和食指夹起铜元，在台灯下照了一眼，点了点头。
    郑耀先转身出门。布鞋的左脚鞋底夹层里，塞着一张用米汤写的情报纸。米汤干了之后，纸面上什么都看不出来，只有用火烤或者碘酒浸泡，字迹才会显现。情报只有一句话：调查科新任处长裴秋疑似与日本特高课暗中合流，请组织核实特高课近期人事调动。
    这就是他能做的全部，把情报送出去，然后等，像一只把信绑在腿上放飞的鸽子，不知道会不会有回音。
    他沿着来时的路慢慢走回去。经过法国公园的时候，一阵风吹过来，带着梧桐树叶腐烂的甜腥味。他在公园门口的长椅上坐了一会儿，点了一根烟，看着公园里散步的老人和追逐嬉闹的孩子，
    这些人不知道，在他们头顶三十公里的天空上，有一张看不见的网正在慢慢收紧。特务处、调查科、日本特高课，三方势力纠缠在一起，任何一根线断了，都会牵动整张网。而他，就站在这张网的正中心。
    烟抽了一半，他掐灭了，站起来继续走。走过两个街口之后，他用玻璃橱窗的反光再次确认了身后没有尾巴，这才拐进一条小巷，绕了一个大圈回到安全屋。
    等的时间总是最难熬的。在那三天里，郑耀先白天照常处理上海区的事务，安排宋孝安转移资金，指挥赵简之联系法租界的周胖子过账。晚上一个人坐在安全屋里，面对一盏孤灯和一杯凉透的茶，脑子里反复推演着所有可能的局面。
    如果组织确认了枭的身份，下一步该怎么走？如果裴秋和特高课的合作进一步深化，上海的地下组织怎么办？如果戴笠的八万块大洋凑不齐，上海区的编制被冻结了怎么办？
    每一个问题都没有现成的答案。他能做的只有等，然后在答案出现之前，尽可能地保住手里的每一张牌。
    三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