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像潮水一样涌来，快要将他淹没。他知道，自己这一撕，撕断了自己的梦想，却扛起了这个家的责任，往后，他再也没有资格谈梦想，只能一门心思挣钱，撑起这个家。
他蹲下身，把地上的碎纸一片一片捡起来。有些沾了灰，他吹了吹，拢在手心里。一共撕成了十六片，他数过，每一片，都承载着他的梦想，每一片，都刻着他的不甘。他把这些碎片叠整齐，塞进衬衫胸前的口袋，贴着心口的位置，像是要把自己的梦想，永远珍藏起来——那是他十九岁的执念，是他一辈子都忘不掉的遗憾。
“我明天去岳阳，坐火车南下。”他说，声音很平静，却带着一种坚定，“阿强在樟木头等我。他说，那边的电子厂正在招人，只要肯吃苦，就能挣到钱。”
“你知道樟木头在哪吗？”父亲终于开口了，声音低得像从喉咙深处刮出来的，带着几分担忧，“那边远得很，人又杂，你一个人去，妈和我都不放心。要不，等你哥忙完这阵子，让他陪你一起去？”那时候，交通不便，从岳阳到广州，要坐二十四个小时的绿皮火车，车厢里拥挤不堪，鱼龙混杂，很多年轻人南下打工，都是结伴而行，很少有一个人去的，父亲担心儿子的安全，担心儿子在外面受欺负，心里满是牵挂。
“不用，爸，”陈建军摇了摇头，语气很肯定，“阿强信上写了，从广州坐火车两个小时就到。他还说，到了广州，他会去火车站接我，不会让我迷路的。哥还要帮家里种地，照顾你和妈，不能耽误。”他其实也不知道樟木头到底是什么样子，只是听阿强说，那里遍地是工厂，遍地是机会，能挣到钱，这就够了。他不想再给家里添麻烦，只想早点出去挣钱，减轻家里的负担。
父亲盯着他看了很久，最后什么也没说，弯腰把竹椅扶起来，坐回去，摸出另一根烟点上。烟雾升起来，模糊了他的脸，也模糊了他眼里的痛苦和无奈。他知道，儿子已经下定决心了，再劝也没用，他只能默默祝福儿子，希望儿子在外面能平平安安，能少受点苦。
那天晚上，母亲做了四个菜——腊肉炒蒜薹、辣椒炒蛋、一碗青菜汤、一碟腌萝卜。腊肉是过年时留下的最后一块，母亲一直舍不得吃，平时都是藏在衣柜里，只有过年或者家里有大事的时候，才会拿出来。辣椒是自己家种的，新鲜又入味，鸡蛋也是自家鸡下的，平时母亲也舍不得吃，都攒着换钱。
饭桌上没有人说话，只有碗筷碰撞的声音，格外沉闷。母亲不停往陈建军碗里夹菜，把腊肉和鸡蛋都夹给他，嘴里念叨着“多吃点，明天路上才有劲，到了那边，要好好照顾自己，别太累了，记得给家里写信”，她的声音带着哽咽，每一句话，都藏着对儿子的牵挂和不舍。
陈建军把腊肉吃了，把鸡蛋拨了一半到秀兰碗里，轻声说：“秀兰，多吃点，好好读书。”秀兰低着头，慢慢吃着，眼泪掉进碗里，她不敢抬头，怕哥哥看到，也怕自己忍不住哭出声来。大哥建国默默往母亲碗里夹了一筷子青菜，低声说：“妈，你也吃，别太担心了，建军长大了，能照顾好自己。”
夜里，陈建军躺在阁楼的小床上，睡不着。阁楼很小，只有一张小床，一个旧木箱，木箱里装着他的课本和几件旧衣服。天花板上糊的报纸已经发黄，是一九七九年的人民日报，他出生那一年的新闻，上面的字迹已经模糊不清，却承载着那个时代的记忆。那时候，村里的人家大多用旧报纸糊天花板、糊墙壁，既省钱，又能遮挡灰尘，是90年代农村最常见的景象。
他摸出胸口的碎纸片，在黑暗中摸索着拼了一下，拼不完整，也看不清上面的字。但他知道那上面写了什么，那些字他已经刻在脑子里了，刻在心里了，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陈建军同学，经省招生委员会批准……”每一个字，都像一根针，扎在他的心上，提醒着他那个破碎的梦想。
他把碎纸重新叠好，塞回口袋，贴着心口的位置，像是要把自己的梦想，永远珍藏起来。明天一早，他要去岳阳火车站，坐上南下的绿皮火车。二十四小时，到广州，再转车去樟木头。阿强说那边遍地是工厂，遍地是机会，遍地是想发财的年轻人，像他这样的农村孩子，只要肯吃苦，就能挣到钱，就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他不知道的是，樟木头没有录取通知书，没有他憧憬的“机会”，只有查暂住证的治安队、吃人的收容所、拿人不当牲口的黑工场，和那些消失了就再也找不到的人。那时候的广东，虽然发展迅速，却也鱼龙混杂，很多黑工场压榨工人，拖欠工资，甚至限制人身自由，很多南下打工的年轻人，都在那里遭受了不为人知的苦难。
但那是后来的事了。
此刻，十九岁的陈建军躺在阁楼的小床上，听着屋后稻田里的蛙鸣，听着隔壁房间里母亲压抑的哭声，听着父亲沉重的叹息，把手按在胸口碎纸片的位置，闭上眼睛。他的心里，有不甘，有不舍，有迷茫，但更多的，是对未来的期盼，是对家人的责任。他知道，往后的路会很难走，但他没有退路，只能咬牙坚持，为了家人，拼尽全力。
明天。南下。
这是他给自己写的录取通知书，一张没有油墨、没有印章，却承载着责任和希望的录取通知书，一张通往未知未来的录取通知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