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千万美金。
1950年的六千万美金。台湾全岛一年的财政收入的五分之一。
老人在心里算了一笔账。然后他按了桌上的铃。
门开了。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人走了进来——中等身材，面容端正，穿着一件深色的中山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经国。"老人说，"坐。"
经国在书桌对面的椅子上坐下了。
"美国人的钱——美金——"老人的声音很缓慢，"四千万，分别打到我和你宋妈妈在美国花旗银行的账户上。两千万——"
他停了一下。
"让下面穿军装的人分一分。"
经国没有说话。这种事情不需要讨论——只需要执行。
老人靠回了椅背上。窗外的榕树在风里晃。
"他们跟着我打了二十多年仗。"老人的声音忽然变了——变得有些低沉——不像是在下命令，像是在自言自语，"从大陆打到这个小岛上。家属还在住铁皮屋子。孩子在菜市场旁边的棚子里上学。不容易。"
经国看了父亲一眼。这种时刻不多——老人很少在儿子面前流露这种近似于柔软的东西。
"两千万。"老人重复了一遍，"让他们过个好年。"
经国正准备起身去办，又停了一下。
"父亲。先岛诸岛的事——"
老人看着他。
"要不要组织兵力去打？"经国说，"与那国岛离我们只有一百一十公里。他们在那里驻了一个军——对我们威胁太大。趁他们立足未稳——"
"不打。"
老人的声音不大，但很干脆。没有一丝犹豫。
经国有些意外。
"那个地方——"老人拿起了毛笔，在砚台上蘸了蘸墨，"大陆拿着，是战略要地。我拿着，是烫手山芋。"
经国皱了皱眉。
"假如我们打下来，"老人的笔尖在墨汁里慢慢搅动着，"日本人来要。你给不给？"
经国没有接话。
"不给——就得罪了日本人。日本是我们在亚洲唯一可以拉拢的力量。得罪了日本，将来谁帮我们制衡大陆？"
他把笔从砚台里提起来。笔尖上悬着一滴墨——饱满的、黑亮的——悬而未落。
"给了——我岂不是成了卖国求荣的千古罪人？中国人的岛，被日本人打下来还说得过去——被中国人自己打下来又还给日本人——这种事情做了，史书上怎么写我？"
他看了经国一眼。
"有些东西，不是你能不能打的问题。是你打下来之后怎么办的问题。打容易，善后难。"
经国沉默了。
老人把笔尖落在了日记本上。
两个字。
舍得。
写完之后，他把毛笔搁在笔架上。看了看那两个字——墨迹还是湿的，在纸上洇开了一点边缘。
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先岛诸岛舍了——换来的是不做卖国贼的清白，和日本人将来的人情。
老人合上了日记本。
"去办吧。"他对经国说，"钱的事，今天就办。"
经国站起来，朝门口走去。
走到门口的时候，老人又说了一句。
"经国。"
"父亲。"
"那三万人——去朝鲜的——让他们自己报名。不要强派。"
经国点了点头，出去了。
老人独自坐在书桌前。
窗外，阳明山的风吹过榕树，发出沙沙的声响。远处的台北盆地在薄雾中隐隐约约。更远处——东面——是看不见的太平洋，是先岛诸岛。此刻那里正在升起五星红旗。
老人端起桌上的茶杯。龙井。凉了。
他喝了一口。
凉茶苦。
但他喝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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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五日。下午两点。台北。圆山饭店。
饭店三楼。最里面的一间大包厢。
包厢的门从里面锁着。门外走廊上站着两个穿便装的人——腰间鼓鼓的——显然带着家伙。任何不在名单上的人走近，都会被客客气气但毫不含糊地请回去。
门里面，坐着七八个军人。
没有穿军装——都是便装——西装的、中山装的、夹克的。但每个人身上那种当了几十年兵的气质藏不住——坐姿端正，目光锐利，说话的时候下巴微微扬着。年龄大多在四五十岁。将军。中将以上。
包厢正中是一张大圆桌。圆桌上没有酒——不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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