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一样随意。
“我……”小王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不知道该说什么。
“就这么定了，”陈东征站起来，走到帐篷口，掀开帘子，“王德福！”
王德福从外面跑进来，手里拿着一叠文件。
“长官，什么事？”
“给小王拿一套军装来。不要番号标记。”
王德福愣了一下，看了看陈东征，又看了看小王，然后点了点头。
“是。”
他转身出去了。不一会儿，他拿着一套叠得整整齐齐的军装回来了——黄绿色的粗布，和补充团士兵穿的一样，但领口上没有番号标记，肩膀上也没有军衔。
“给，”王德福把军装递给小王，“你就当是团部的编外人员。没人会问你什么。”
小王接过军装，手指在粗布上摩挲着。布料很硬，带着一股新浆洗过的气味，和他在红军里穿的那种灰布军装完全不同。他的手在微微发抖，不知道是因为紧张，还是因为别的什么。
“换上吧，”陈东征说，“看看合不合身。”
小王抱着军装，站在那里，没有动。
他想起自己第一次穿上红军军装的那天。那是去年春天，在江西的一个村子里，村里的苏维埃政府动员年轻人参军，他和十几个同龄人一起报了名。发军装的时候，村长拍着他的肩膀说：“小七，好好干，跟着红军打天下，以后就有好日子过了。”那件军装太大了，袖子长出一截，裤腿拖在地上，但他觉得那是世界上最威风的东西。他穿着那件军装在村子里走了一圈又一圈，直到天黑了才回家。
现在他要换上国民党的军装了。
小王低着头，看着手里的黄绿色粗布，觉得自己像一个叛徒。
“怎么了？”陈东征的声音从旁边传来，很平静，没有催促的意思。
“没什么。”小王摇了摇头，抱着军装走到帐篷角落里，背过身去，开始换衣服。
他脱掉那件穿了不知道多久的灰色军装——那是他被俘时穿着的，袖口磨破了，胸前有一个弹孔，边缘烧焦了，露出里面发黄的棉花。他把那件旧军装叠好，放在干草上，然后开始穿新军装。
衣服有点大，袖子长了一些，但比他第一次穿红军军装的时候合身多了。他把扣子一个一个地扣好，把袖口挽了两道，低头看了看自己——黄绿色的粗布，和周围的国民党士兵一模一样。
他觉得自己像是一个被偷换了零件的人。外表看起来还是一个人，但里面的东西已经不是原来的了。
“转过来让我看看。”陈东征说。
小王转过身，站在帐篷中间，低着头，不敢看任何人。
阳光从帐篷的缝隙里照进来，落在他身上，把那件黄绿色的军装照得发亮。他站在那里，双手垂在两侧，肩膀微微缩着，像一只被关进笼子里的鸟，翅膀还在，但已经不知道该怎么飞了。
王德福围着他转了一圈，啧啧有声：“不错不错，挺合身的。就是大了点儿，过两年长个儿了就正好了。”
小王没有笑。他觉得自己不应该笑。
陈东征看着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从抽屉里拿出两块银元，放在桌上。
“这是这个月的军饷。”
小王看着那两块银元，愣住了。
银元在桌上泛着银白色的光，上面袁世凯的侧脸头像模糊不清，像是隔着一层雾。他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在红军里，每个月只有几毛钱的津贴，还不够买一包盐。两块银元，够他在村子里过半年了。
“我……我不能要。”小王的声音有些发抖。
“为什么不能？”陈东征问。
“因为……”小王不知道该怎么说。因为他不是真正的国民党兵？因为他随时可能会跑？因为他觉得自己不配？
“拿着吧，”陈东征说，“你干活，我发饷，天经地义。”
他把银元推到小王面前。小王犹豫了很久，伸出手，把那两块银元拿起来，攥在手心里。银元很凉，很沉，像两块小小的冰坨子，硌得他手心发疼。
他把银元放进口袋里，低下头，没有说话。
他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他只知道，这两块银元在他口袋里，像两团火，烧得他浑身发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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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天起，小王正式成了团部的“编外人员”。
他的工作很简单——跑腿、整理文件、端茶倒水、打扫帐篷。王德福教他怎么把文件按日期分类，怎么把地图卷好塞进筒子里，怎么给煤油灯添油不弄得到处都是。这些事不难，小王学得很快，几天之后就干得有模有样了。
他开始慢慢熟悉这个团部，熟悉这里的每一个人。
王德福是个话多的人，什么事都要唠叨几句，但心不坏。他教小王认字，教他怎么填写表格，教他怎么在军需官那里领东西。有一次小王把一份文件弄丢了，吓得脸都白了，王德福只是摆了摆手说“算了算了，再抄一份就是了”，然后自己熬夜重新抄了一份，一个字都没跟陈东征提。
军需官钱胖子是个精明的家伙，圆脸，小眼睛，笑起来像一尊弥勒佛。他对小王倒是客气，每次领东西都给足分量，有时还多塞两个罐头。但小王注意到，他对普通士兵就没这么大方了——有人来领鞋子，他给的是磨破了底的旧货；有人来领棉衣，他说“没了”，转头就把一箱新棉衣锁进了自己的仓库里。有一次陈东征来查库，钱胖子满脸堆笑地打开仓库门，陈东征走进去看了看，出来的时候脸色很难看，但什么都没说。
还有那些来来往往的军官——赵猛、李国栋、孙铁柱、张大河。他们看到小王的时候，眼神里有一种奇怪的东西，不是敌意，也不是同情，而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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