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步枪背带和背包肩带缠在一起系紧——他在防止自己在爬坡途中被什么东西挂住而失去武器。
做完这一切，他说了一个字：“走。”
我们向上爬了大约十分钟。每一步都要先试探脚下的碎石是否稳固。好几次我脚下的石块被踩翻，顺着裂缝滚落下去，碰撞声在黑暗中回荡了很久，说明这条裂缝比我想象的要深。
通道开始变宽，空气也逐渐变得干燥——那股浓烈的植物汁液味正在散去，取而代之的是更接近地表的、干燥泥土和风化岩石的气味。
这意味着我们在接近地表。
然后我们看到了光。
不是荧光苔藓的冷光，是真正的、温暖的、从地表裂缝漏进来的日光。它落在通道尽头的岩壁上，在粗糙的岩石表面铺开一小片淡金色的光斑。
那束光里悬浮着无数细小的尘埃，像一片被凝固在琥珀里的、极小的星系。
裂缝的尽头，是一个大约三四平米的天然凹陷。形状像个倒扣的碗，顶部最高处两米出头，向四周逐渐降低。树根从凹陷顶部垂下来，像一根根被截断的绳索。
凹陷的顶部有一个不规则的开口，大约只有篮球大小，但足够让空气流通、让光线漏进来。开口边缘长着几株细小的蕨类，叶片在微风中轻轻颤动。
而在凹陷的角落里，靠近岩壁最干燥的位置，有一个被碎石半掩着的、用防水布包裹的长条形物体。
我走过去，跪下来，拨开碎石。碎石下面是干结的泥土，再下面是那层防水布。
防水布已经老化得很严重，轻轻一碰就碎裂开来，像一片被烤干的树叶，从我的指缝间簌簌落下。
我揭开残破的防水布，看到了里面的东西——
是一具骨骸。
姿态完整，侧卧着，双腿微屈，一只手枕在头下，另一只手平放在身体侧面，手指微微张开，像是在睡梦中松开了握在手里什么东西。
不是死于暴力，更像是走进这个凹陷，放下随身携带的东西，靠墙躺下，再也没有醒过来。骨骼的颜色不是象牙白，是灰黄色的，像被时间的灰尘一层层浸透。
骨骸的衣物已经完全腐烂，只剩下几片灰褐色的布料残片贴在骨骼上。但在它的胸骨上，放着一本保存得相对完好的笔记本，用油布仔细包裹着，像包扎伤口一样一层叠一层，形成了一个几乎完全密封的防水层。
我跪在那具骨骸面前，膝盖压在一块尖锐的碎石上，却没有感觉到痛。
我拿起那本笔记本，翻开封面。
封皮内侧贴着一张标签，上面打印着：“黑石公司·生物研究部·现场记录”，以及一行手写的编号，墨水已经晕染得看不清了。
第一页上，用钢笔写着一行工整的字迹——不是西班牙语，不是英语，是中文：
“陈远亲启。”
那三个字写得很慢，每一笔的起笔处都有一个小小的顿点，收笔处还有一个小小的回锋，像是在刻碑。
我看到自己名字的那一刻，整个人的血液像是被注入了冰水，又像是被某种超越理解的东西贯穿。周围的声响——阿帕奇的呼吸、笛哥滋削木头的节奏、从凹陷顶部灌进来的风声——都在同一瞬间被抽走，只剩下我的心跳在胸腔里一下一下地撞击，像有人在我的肋骨内侧用力敲门。
我的手在翻页时抖了一下——不是因为恐惧，是因为某种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命名的东西。
我缓缓靠在墙边坐下，翻开第一页，看着那工整的墨蓝色钢笔字：
那封信的笔迹很熟悉——不，不是熟悉，是很像一个人。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的字迹，只是在别的地方感受过同样的笔触力度和用笔习惯。
那是艾拉拉·万斯的字迹。
但这本笔记本里写的，不是她作为生物研究员的实验记录。这是一本个人日记，记录的日期从1998年开始，比她作为黑石公司研究员正式入职还早了三年。
而第一页的第一句话就让我明白了——这具躺在我面前的骨骸，就是她本人留下的最后痕迹。
不是C-7营地旁边消毒室墙角那具遗骸。那具遗骸穿着她的衣服、握着她的笔、坐在她的位置上——但那不是她。
她不是死在C-7营地旁边消毒室墙角的那个人。那具遗骸是一个冒名顶替者，被刻意布置成她的模样。
这个秘密，被她亲手包裹在层层油布中，放在自己的胸口上，躺在这个被阳光遗忘的凹陷里，沉睡了三十年。
这个秘密，被她亲自藏在渊眼深处的岩石凹陷里，等待着某个能发现它的人。
而那个人，是我。
不是某个幸运的探险家，不是某个偶然路过的人——是我。我的名字，写在第一页上。
我翻开第二页。页面的边缘已经微微发黄，但字迹依然清晰：
“如果你在读这段话，说明你已经走过了C-7的营地，找到了消毒室里的替身，并且从那棵枯死的榕树根系下方进入了这片穹顶。你一定已经见过了那层银色的绒毛。那你也一定已经知道——那不是植物。它从来就不是植物。它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生物，只是恰好长成了根的形状。”
我读到“最聪明的生物”这几个字时，停顿了一下。那几个字被写过两次——第一次她写了“最危险的”，然后划掉了，在旁边写了“最聪明的”。她不是在修改笔误，她是在纠正自己的判断。
我翻到第三页。有一段更小的字，像是后来补充上去的，墨水颜色也浅一点：
“我在1998年第一次进入这片区域时，一共带了三样东西：一把钥匙、一柄短刀、和一本空白的日记本。钥匙用来关闭那扇不该被打开的门。短刀用来切断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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