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枝儿姐姐，怎么了？”
“你看这一句。”方枝儿指着榜文上的一行文字，“……诸河盗验明正身，三日后问斩。”
“怎么了？”徐芍娘问道。
“你不觉得这句话奇怪吗？”
“奇怪在哪儿？”
将那榜文展开，方枝儿却是在草庐中踱步。
根据塘报邸报可以知道，自崇祯十七年十一月月初清军首次占领宿迁，宿迁知县与佐贰官相继逃跑，就只剩小吏。
十一月八日，史可法责成总兵刘肇基、李栖凤率军反攻宿迁。
待到十一月中旬，史可法再次责成两位总兵北上攻取邳州，而宿迁本地就留给了总兵沈通明代管。
方枝儿记忆中，对于留守宿迁的总兵是谁并没有记载。
而从塘报邸报来看，这位沈通明总兵早在五六天之前就前往邳州支援了。
这也是为什么，城内屡屡出现史可法高杰战死，清军要到来的揭帖。
因为宿迁早与前线断了消息，派去邳州的马快一个都没回，从上到下人心惶惶。
而在这种局面下，县衙还想像之前那样等淮安府勾决是不可能的。
根据邸报来看，刘泽清也早就把处决囚犯的权力给了下属驻扎军官，方便兵卒自己找到军饷。
即便如此，掌握生杀大权的也都是沈通明，而非小吏或个别兵头。
没有谁，会容许手下侵吞自己的权力。
刑名赏罚不握于手，谁会听你说话？
不知何时起，方枝儿已然将心中所想讲了出来：“……哪怕是河盗，在沈通明不在的情况下，留守营兵或县衙都没有权力公开杀，只有偷偷杀的能力。
比如病死狱中，比如被持械拒捕，这是很好操作的事情，可营兵却让其活下来了。
他们并没有选择偷偷杀，反而宣布要不日问斩，这必定引起沈通明芥蒂乃至追责。
在此乱世，沈通明还是总兵官，几个胥吏几个兵头罢了，直接把他们处斩立威，谁敢过问？
况且他们还欲盖弥彰地三日后问斩，就是怕我们看不到，这是在故意吸引我们出现。”
徐芍娘好奇追问：“那是为什么呢？”
“不知道。”方枝儿摇摇头，神色却是凝重起来，“这项行动是营兵那边主导，目的很有可能是杀人灭口，但这就太奇怪了。”
“这又是哪里奇怪？”徐芍娘头晕乎乎的，怎么这枝儿姐姐什么都觉得奇怪。
杀人灭口，最重要的不是杀人，而是灭口，防止走漏消息。
如此大张旗鼓地张贴榜文，海捕文书，当众问斩，到时候沈通明一回来就查出来了。
“……最合适的理由，其实是勾结建虏，因为这是唯一可以先斩后奏的重罪。
伪造证据并非难事，这些天的确有人在城中张贴清军要来的揭帖，尤其我们还是无法证明自己身份的南迁难民。
如果是我，我就写勾结建虏，起码沈总兵不会起疑心。
可如果是河盗问斩，性质就彻底变了。
这等于是说，我明明知道河盗是需要你勾决的，可我偏要趁你不在的时候故意用这个蹩脚理由问斩，换你你不生气？”
徐芍娘这回终于来了兴致：“正值战时，沈总兵不一定为这点事跟他们追究啊。”
“确实如此，既然可以随便写个由头，为什么不写最无咎的呢？干嘛要得罪人呢？
就像别人突然来拜访的时候，你不想见，你是派仆役说主家病了无法见客，还是说主家不想见你你走吧。
虽然意思都是一样的，但凡是正常人都知道要说前者。”
也就是说，选择写勾结建虏的后果比写问斩河盗的后果更严重，甚至他们都没发现缪鼎言几人的盐贩身份。
但这是与现实情况相违背的。
方枝儿隐隐有一种预感，她已经渐渐触及到真相了。
虽然可能是随便想个由头，可随便却也能体现书写者内心的真实想法。
在可以写勾结建虏的前提下，他为什么不写勾结建虏？
要知道，这榜文甚至是县衙出的。
那些县衙老油子是刀笔吏，对文字是最敏感的，不可能在这上面犯这种低级错误。
那就有一种可能，写这句话的人不是在恐惧清兵而是在恐惧这句话本身。
“……他可能是在避嫌，他在做贼心虚，营兵或者说县衙里有人在勾结清军。”
徐芍娘仍是摇头：“你这太刻意了，全都是空想和假如，说不定就是一时糊涂写错了呢？”
“你听我说完，假设我是对的，我们接着往下推，他为什么会避嫌？”方枝儿走到榜文前，仿佛在与榜文对话，“避嫌，是因为做贼心虚，那为什么偏偏在这件事上做贼心虚？”
做贼心虚是有条件有程度的。
比如潘金莲与西门庆暗通款曲，随便一个陌生人来说你们通奸，潘金莲肯定不会太心虚。
那什么时候会心虚呢？
那只有他们觉得这个人可能掌握着证据且有能力揭穿的时候会心虚，比如武松过来说你俩通奸。
“你是说，营兵中，有人与建虏……”
虽然不想承认被朱慈烺碰巧猜到了，但方枝儿还是叹息一声：“是的，但接下来还有新的问题。
这个指使营兵的幕后黑手为什么会以为我们掌握着他勾结建虏的证据呢？
证据只有两种，人证与物证。
我们都没亲眼见过清军，且作为逃犯，我们的人证和口供本来价值都不高。
那么只有物证了，我们的东西全都丢在了客栈，可他们仍然做贼心虚，说明他们还没得到。
所以这东西一定还在咱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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