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名字在他脑子里转了一整夜。
三天后，朱利安站在了阿佩尔工厂的门口。
工厂其实不算工厂——不过是蒙马特高地脚下的一座两层石头房子，带一个铺了石子路的院子。院子里堆着木箱，箱子里码着空玻璃瓶，阳光下亮晃晃的，像一排排透明的炮弹。
院门口站着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手里拿着本册子，正对着一个送货的马车夫大声说着什么。那人穿着一件沾满果酱污渍的围裙，头发灰白，脸上有一种长期跟高温和糖浆打交道的人才有的专注表情。
朱利安等他骂完车夫，才走上前。
“阿佩尔先生？”
中年人转过头，透过镜片打量他。那是一双经过精确训练的眼睛——朱利安能感觉到自己正在被“测量”，像食材被放在天平上。
“谁？”
“我叫朱利安·莫罗。铁匠。我——”
“铁匠？”阿佩尔打断他，目光落在朱利安的前臂上——那些烫伤的疤痕，粗大的指节，掌心厚厚的老茧。“你找错地方了。我需要的是吹玻璃的，不是打铁的。”
他转身要走。
“我吃过您的炖肉。”
阿佩尔停下来。
“三天前。中央市场。一个老妇人卖的，说是您厂里出来的。放三个月了。”朱利安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稳稳当当，“那是我四年来吃过的最好的东西。”
阿佩尔没有转身。但他的肩膀动了一下。
“所以呢？”
“所以我想知道那是怎么做到的。”
阿佩尔终于转过身来。他摘下眼镜，用围裙角擦了擦，重新戴上。那双眼睛在镜片后面，从“测量”变成了另一种东西——某种像是好奇又像是警惕的神情。
“你知道我怎么做到之后，”阿佩尔慢慢说，“打算干什么？”
朱利安沉默了一会儿。
“我还没想好。”
这是实话。他确实没想好。他只知道那碗炖肉让他想起了一件事——一件他已经遗忘很久的事：人可以为了吃到好吃的东西而活着，而不仅仅是为了不死而吃。
阿佩尔盯着他看了很久。
然后他忽然笑了一下。那个笑容很轻，像是有人揭开锅盖，让蒸汽散出来。
“你打铁，”阿佩尔说，“会不会做金属件？瓶盖、封口、夹具？”
朱利安抬起自己的手，摊开手掌。那双手上每一道茧子的位置，都在回答这个问题。
阿佩尔点点头。
“明天天亮之前来。带你的工具。”
他转身往院子里走，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头也不回地补了一句：
“顺便说一句——那个老妇人是我母亲。”
朱利安站在原地，六月早晨的阳光刚刚爬上蒙马特高地的屋顶。
他忽然觉得胃里又暖了一下。
但那不是食物的温度。
同一天，距离蒙马特高地两公里外的塞纳河左岸，一个年轻女人正在烧一封信。
房间很小，是巴黎综合理工学院附近一间出租屋的顶层阁楼。倾斜的天花板下，一张松木桌上堆满了纸张——写满数字的纸张，密密麻麻，像是某种疯子的手稿。桌上的蜡烛已经燃到尽头，蜡油在铜盘里凝结成一座微型雪山。
埃莱娜·杜布瓦把信纸凑近火苗。
火舌舔上纸边，先是焦黄，然后橘红，最后黑灰卷曲着飘落。她盯着那些灰烬，直到上面的每一个数字都化为不可辨认的碎屑。
那封信来自斯特拉斯堡。确切地说，来自斯特拉斯堡驻军的一名炮兵上尉。
上尉在信里汇报的不是军务。
他用一套只有两个人能看懂的密码，写下了一个关于莱茵河对岸奥地利军队调动的情报。兵力、番号、行军方向、可能的集结时间。这些数字在埃莱娜的脑子里自动排列、重组、翻译，变成一幅比任何地图都清晰的敌情图景。
她不需要把译文写在纸上。她的记忆就是纸。
信烧完了。她用手掌把灰烬碾碎，混进桌上一个装满茶叶渣的陶碗里。即使是巴黎最警觉的秘密警察，也不可能从一碗茶叶渣里复原出一封密信。
埃莱娜站起来，走到窗前。
六月的巴黎从这扇小窗望出去，只能看到对面房子的石墙，以及更远处先贤祠的穹顶一角。她在这间阁楼里住了两年，窗外的景色从未变过。石墙上有一道裂缝，裂缝里长着一簇野草，每年春天绿一次，夏天枯黄，秋天死去，冬天被雪埋住，然后春天再来。
她有时候觉得自己像那簇草。
敲门声。
三下。两下。一下。
她认得这个节奏。是米歇尔，综合理工学院的看门人，也是她在这所学校里唯一知道她真实性别的人。
埃莱娜打开门。米歇尔站在门口，一个五十来岁的秃顶男人，脸上的皱纹深得像刀刻。他没有进门，只是递过来一个蜡封的信封。
“今天下午的课取消了，”他说，声音压得很低，“教授被请去陆军部了。”
“为什么？”
米歇尔的眼神闪了一下。那是“别问”的意思。
埃莱娜接过信封。封蜡上盖着一个她从未见过的印章——不是学校的，不是市政厅的，更不是任何一个她熟悉的政府部门的。
“送信的人长什么样？”
“没看见。”米歇尔已经转身往楼梯走，“放在门房桌上，压在一块石头下面。上面只写了你的名字。”
他顿了顿，在楼梯口回头。
“是假名字。”
然后他消失了。
埃莱娜关上门。
信封上是她的假名——“埃利·杜邦”，综合理工学院旁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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