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的脑袋“嗖”地缩了回去，门“砰”地关上了。
邱莹莹站在原地，脸从脖子根红到了发际线，整个人像一只被放在微波炉里加热了三分钟的红薯，从里到外都在冒热气。
“完了，”她喃喃地说，“她看到了。”
“看到什么了？”
“看到我们在——”
“你刚才只是踮了一下脚，还没有亲到。”
“那她也会误会！”
“误会什么？”
“误会我们在……”
“在什么？”
邱莹莹看着他，他那双眼睛里的表情写满了“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但我就是想听你说出来”的无辜。这个人看起来清清冷冷的，像一座不近人情的冰山，但内心绝对是一个满肚子坏水的闷骚。
“李浚荣，”她咬牙切齿地说，“你是不是故意的？”
“不是。”他的嘴角微微翘了一下。
“你笑了！你明明笑了！”
“我没有。”
“你嘴角翘了零点五厘米！”
“你上次说零点五厘米，这次也是零点五厘米。你的测量标准是什么？”
“目测！”
“目测误差很大。”
“你闭嘴！”
琴房外面传来周学姐的脚步声，越来越远，越来越轻，最后消失在楼梯口。邱莹莹靠着琴房的墙壁，慢慢地滑坐到地上，把脸埋在膝盖里，发出了一声闷闷的、被手心捂住的尖叫。
李浚荣在她面前蹲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一颗糖，放在她面前的地上——粉色的包装纸，上面画着一颗大大的草莓。
“吃颗糖，甜一下。”他说。
邱莹莹从膝盖里抬起脸，看着他掌心里的那颗糖。这颗糖她太熟悉了，熟悉到能在闭上眼睛的时候在脑子里画出包装纸上那颗草莓的形状——圆圆的，胖胖的，上面有细细的斑点，叶子是绿色的，像一把小伞。
她拿起那颗糖，拆开糖纸，把糖塞进嘴里。草莓味。甜的。七下。咽下去。
“李浚荣。”
“嗯。”
“你的口袋里到底装了多少颗糖？”
“每天出门的时候装两颗。一颗给你，一颗备用。”
“备用给谁？”
“备用给自己。”他说，“在你紧张的时候给你一颗。在你哭的时候给你一颗。在你亲我的时候给我自己一颗。”
“为什么你给自己一颗？”
“因为被你亲完之后，我需要甜一下。”
邱莹莹把脸重新埋进膝盖里，发出了一声比刚才更大、更持久、更绝望的尖叫。
这一年南城的冬天来得特别早，也特别冷。
十一月底，气温骤降到了零度以下。梧桐树的叶子早就掉光了，光秃秃的树枝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像一个个没有穿衣服的人在路边站着。邱莹莹每次路过的时候都会想起自己说的那个比喻，然后缩进围巾里，把自己裹得更紧了一点。
她怕冷。东北人怕冷，这听起来像一个冷笑话，但她的家乡虽然冷，室内有暖气。南城的冷是不一样的——潮湿的、阴冷的、能渗透到骨头缝里的冷。穿多少层衣服都觉得不够，皮肤表面是暖的，骨头里面是凉的。她每天练琴的时候都要在琴房里放一个暖水袋，手指冷了就捂一会儿，捂热了再继续弹。
李浚荣好像不怕冷。他依然穿着那件深灰色的大衣，里面是一件薄薄的毛衣，围巾倒是换了，换成了一条更厚的羊绒围巾，是深灰色的，绕了两圈，把脖子裹得严严实实。邱莹莹每次看到他都觉得冷，但他坚持说自己不冷。
“你不冷是因为你没在室外站那么久，”她一边说一边把自己缩进棉服里，棉服的领子竖起来，遮住了半张脸，只露出两只眼睛和鼻尖，“你在法学院大楼里上课，大楼有暖气。我在琴房练琴，琴房没有暖气。不一样。”
“那你去琴房的时候多穿点。”
“我已经穿了很多了。你看我穿了多少层——秋衣、毛衣、棉服、羽绒服、大衣、围巾、手套、帽子。”
“你穿得像一个球。”他看着她，金丝眼镜后面的眼睛里带着一丝淡淡的笑意。
“球不球的我不在乎，暖和就行。”
他们走在梧桐大道上。光秃秃的树枝在头顶交错的影子，像是用铅笔在灰色天空上画出的细线。地上有几片没有被扫走的枯叶，被风吹着在地上打转，发出沙沙的声响。
“李浚荣，”她忽然开口，“你生日是什么时候？”
他看了她一眼，那一眼里有短暂的、不易察觉的停顿。“十二月二十日。”
“十二月二十日？那不是快到——”
“嗯。还有不到一个月。”
“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她的声音拔高了一点，带着轻微的责备和更多的着急，“我可以提前准备礼物。”
“我不需要礼物。”
“你不需要是你的事，我想送是我的事。你越是说我越是会送的。所以你现在告诉我，你想要什么？”
李浚荣看着她，那双深黑色的眼睛里有光在闪。不是温柔，不是宠溺，而是一种更复杂的、她暂时还无法完全理解的情绪。像是一个很少收到礼物的人，在面对“你想要什么”这个问题时，想到了很多，但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你。”他说。
邱莹莹愣了一下。
“什么？”
“你。”他重复了一遍，“我只要你。”
她的手在手套里握成了拳头，指甲隔着羊绒手套的厚实面料掐着掌心。
“李浚荣，你能不能认真一点？我问你想要什么生日礼物，你说‘你’。你这不是在回答我的问题，你是在说情话。你平时说情话就算了，生日礼物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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