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很简单，在剧里善挣不到钱，再阔绰的老板，他首先需要在挣到足够的钱时才能阔绰。就比如我们大队，现在挣的钱看起来不少，若是把这笔钱完全分给队员，则厂子最后必死。
这样的厂子负担大，没有抗风险能力。只有足够的利润，才能负担厂子的分红。把分红比作善举，不分红或者少分红比当成作恶就明白了，一切的出发点是厂子，厂子活了，一切才能活。”刘一民用手轻轻地揉着太阳穴。
朱霖见状合上了书本，走到椅子后面，轻轻用手帮他按着脑袋和太阳穴：“我是沈黛，我是好人也是恶人。”
朱霖轻声叙述着自己对剧本的见解，没过多久，竟把刘一民讲的昏昏欲睡。
看到刘一民脑袋开始不受控制，朱霖将桌面上的稿子收起放在桌边，钢笔放在笔筒里：“走吧，刘老师，睡觉去吧。我今天才发现，我还是一名催眠师。”
“主要是你轻声细语太入梦。”刘一民嘿嘿一笑，迈腿朝卧室走去。
这时刘福庆和杨秀云扯着两个小家伙走了回来，刘一民跟他们打了一个招呼，就准备回去睡觉。
杨秀云和刘福庆带着两个小家伙洗漱完才回房间休息。
第二天，刘一民带着他们去木樨地看望了一下曹禹和李玉如。
下午则是跟朱父朱母一起到西来顺搓了一顿，亲家见面，双方都非常客气。
刘一民提出暑假带着大家去北戴河住一段时间，朱母和朱霖因为要上班，除了休息日之外并没有时间过去。
请假更不可能，朱霖正忙着《上帝的签证》的排练工作。
于是刘一民、朱父、刘福庆和杨秀云四人带着两个小家伙到北戴河度假。朱霖和朱母偶尔过去，等话剧排练完了，朱霖再请假休息一阵子。
“今年燕京太热，医院天天都有中暑的，两个小家伙去北戴河避避暑也是好事儿。”朱母对此十分赞同。
小孩子抵抗力弱，两人又不喜欢天天待在空调房里，经常不是在院子里就想去胡同里溜达。
朱霖虽然不在，但两人都有车，可以随时开车去或者开车回来。
喜梅结婚是13号，刘一民准备等到参加完婚礼后再去。
现在离13号还有几天的时间，除了写作之外，他就是跑到燕大给受训老师讲课。
余桦时不时到燕大听课，他们文学讲习所目前的培训时间是半年。现在基本上处于结课状态，余桦每天闲的到处溜达，等月底就要返回海盐。
余桦过来主要是想跟刘一民谈论一下先锋文学，先锋文学的争论自从在五月份烧了一把火之后，现在火还没灭。
等听完刘一民关于“先锋文学”不能总靠“极端化刺激读者”的解释后，余桦心悦诚服。
“就好比狼来了的故事，喊了三遍后大家就不相信了。先锋文学刚开始一大家觉得新鲜，但一直就这样空有形式没有内容，大家看一阵子也就不看了。”刘一民说道。
余桦听完点了点头，但是并没有被刘一民的观点所影响：“刘教授，我同意您的观点，但是对于我个人而言，还会坚持一下，因为我觉得我的先锋文学还是处于萌芽状态，特么的远没有到高潮。
花败的前提是盛开过，我不能没盛开过。我现在就像是鱼刺卡在喉咙，必须吐出去才舒服。我现在觉得我的想法还挺牛逼的，就是不知道写出来能不能像您一样牛逼！”
刘一民被余桦的想法逗乐了，另外他也习惯了余桦嘴里时不时夹杂点脏话。一个写作风格如此暴力的人，平日里也不可能多文雅。
“那就祝你早日把你的‘鱼刺’吐出来。”刘一民笑着说道。
余桦自信地说道：“等我回到海盐就开始构思，我觉得今年就能写出来。您一年写好几部，今年我也要挑战挑战。都是人，凭什么我不行？”
“好几部长篇吗？”刘一民笑吟吟地问道。
听到这话，余桦一下子泄气了：“短短篇吧，也有可能是，短篇和中篇。”
“哦，那也很厉害了！”刘一民淡笑道。
余桦听到这话，心里面难受的无以复加，一股无力感涌上心头。他现在甚至想把刘一民的脑袋掰开，看看他大脑构造跟自己有什么不同。
余桦抬头望见刘一民正在看他，无奈地说道：“您写的真是又快又好，我要是一年写几部长篇，我能光着屁股从海盐跑到燕京炫耀。”
“别，你乐意脱，别人还不乐意看！”刘一民笑着说道。
余桦闻言嘿嘿一笑，又讲起自己的想法。
从文研所出来，刘一民顺便将余桦送回了作协招待所。
余桦望着刘一民车远去，正准备扭头，汽车尾气又扑面而来：“刘教授，您怎么又退回来了？”
“回来祝你牛逼！”刘一民说完不等余桦有所反应就扬长而去。
1987年对于余桦来说是先锋文学大成之年，余桦一年里发表了《十八岁出门的远行》、《西北风呼啸的中午》、《1986年》、《四月三日事件》等多篇中短篇。
靠着对暴力的极度渲染，余桦一下子成了先锋文学代表。
7月13号，刘一民带着一家人前往梁向东家参加喜梅的婚礼，梁向东家住在东城的一处四合院内，三进的四合院住了约五家人，跟别的院子相比，他们属于较为宽敞的存在。
院子里摆满了桌椅板凳，刘一民和朱霖除了给礼金之外，还送了一台崭新的电风扇和录音机。
这两件电器一出场，将旁边暖壶、盆之类的礼物衬的黯淡无光。
郑渊杰夫妇也过来参加两人的婚礼，梁家人专门把他们安排为一桌。
郑渊杰穿着崭新的西装，一副体面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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