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黑水峪惊险脱身后，高迎祥如同惊弓之鸟，再也不敢有任何北上的念头。
他现在一心只想尽快南撤，经由蜀道退入相对安全的四川境内，寻求江瀚的庇护。
然而，孙传庭显然不打算给他这个机会。
在孙传庭看来，高迎祥的前锋虽然遭到重创，但仍有部分主力幸存。
要是放任闯贼逃入四川，趁机与那江贼合流，无疑是放虎归山，后患无穷。
必须趁其新败、惊魂未定之际，将其彻底绞杀在汉中盆地！
于是他立即以陕西巡抚的名义，严令汉中各路明军向高迎祥盘踞的石泉县逼近合围，务必形成关门打狗之势，绝不能放跑贼人一兵一卒。
而此时，驻守在汉中府周边、理论上可供调遣的明军主要有三部：
阶州参将方国安部、汾西参将邓阳部，以及四川副总兵邓玘部。
三部人马加起来，大约有八千之众。
按理说，以八千经制官兵，围剿一个刚刚遭受重创、仅剩残兵败将的高迎祥，应是绰绰有余。
但问题是，这三部明军的主将，就没一个是正常人。
邓阳自然不必多说，他是潜伏在明军中的卧底。
而阶州参将方国安、四川副总兵邓玘这两位，则颇有“听调不听宣”的味道，对上级的命令往往是阳奉阴违。
尤其是四川副总兵邓玘以及他麾下的这帮川军，处境最为艰难，也最为危险。
由于长期缺粮少饷，这些川兵军心极度不稳，部队时常处于鼓噪哗变的边缘。
值得一提的是，在原本的历史上，邓玘本应该在崇祯八年，死于樊城兵变。
当时的邓玘奉洪承畴之命戍守樊城，结果其部将王允成以克扣军饷为由鼓噪作乱，发动了兵变。
混乱中，邓玘的仆人被乱军所杀，而邓玘本人则是惊慌登楼越墙，坠地而亡。
但在这个时空，邓玘则被划归了卢象升麾下，跟着卢总理一路剿贼。
卢象升是个有能力的，而且很愿意善待士卒。
他千方百计筹措粮饷，总算是勉强维持住了邓玘这支川军的建制和战斗力。
后来卢象升被调往宣大，邓玘部便重新划归了洪承畴麾下。
洪承畴也知道这部川军是个烫手的山芋，索性便把他们扔到了汉中驻防，免得剿贼时出现什么意外。
《明史》中，对于邓玘的评价是：
“玘由小校，大小数百战，所向克捷。”
“以久戍觖望，恣其下淫掠。大学士王应熊以乡里庇之，玘益无所惮。其死也，人以为逸罚云。”
大概意思就是，邓玘能征善战，但由于长期戍守边疆心怀不满，所以纵容部下奸淫劫掠，再加上朝中有人包庇，所以他才敢如此肆无忌惮。
直到最终遭到兵变身死，人们都认为邓玘这是自食恶果。
这番评价就是说，邓玘此人善战，但不善带兵，并且还把他麾下军纪败坏的原因，归咎于邓玘的纵容和包庇。
但客观来说，这种评价是不准确的。
说实话，邓玘这部川军的战斗力是很强的。
当初斩杀安邦彦，射杀起义军重要首领紫金梁王自用，都是这部明军的功劳。
可核心的问题在于，自从崇祯二年，邓玘率六千川军入京勤王，到现在崇祯九年，这帮四川明军已经足足有七年没有回乡了。
在这七年里，这部川军转战南北，从京师到山东，再从中原到秦岭，一路损兵折将、疲于奔命，却始终得不到休整和补充。
朝廷粮饷时断时续，到现在甚至还长期拖欠。
就算再是铁军，也经不起这样无休止的消耗。
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重压之下，这支来自川中的劲旅，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尤其是以刺头王允成为代表的一部分官兵，早已公然抗命，不听号令。
而邓玘也知道麾下的弟兄们过得苦，所以只能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并不是他想纵兵劫掠，而是他实在无力解决粮饷和思乡的问题。
要是强行以军法弹压，恐怕立刻就会发生兵变，届时局面将彻底崩坏。
正因为如此，当孙传庭的进剿军令传到汉中时，根本没几个人响应他。
邓玘接到命令后，直接以“缺粮无饷，恐生士卒鼓噪生事”为由，拒绝出兵。
而方国安虽然表面接下了军令，但却行动迟缓。
他只象征性地派出一支千余人的队伍，慢悠悠地向石泉方向挪动，显然是想敷衍了事。
在这三部明军中，最为积极响应的，反而是身为卧底的邓阳。
他背靠四川，自然不用担心粮饷问题。
同时为了避免落人口实，他才带兵来到了石泉县，摆出一副听命行事的姿态。
但邓阳身为卧底，他也不可能真的跑去攻城。
所以他只是在城下扎营列阵，每天定时朝着城头漫无目的地放上几炮，这就算完成了孙传庭交代的任务。
可即便是这样，邓阳的“积极”也引起了邓玘的注意和不安。
得知邓阳竟然真率部前往了石泉，邓玘显得十分诧异和不满：
“大家都是明军，都缺粮少食，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你邓阳这么卖命干嘛？”
“你倒是积极了，那我和方国安不就成了畏敌避战、怠慢军令的将领？”
要是军门怪罪下来，板子岂不是首先就要打到咱们身上。
不行，必须要制止邓阳这种行为！
要摆烂大家就一起摆，你一个人出风头算怎么回事，这可太不利于团结了。
念及于此，邓玘竟然直接抛下部队，只带着几个亲兵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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