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元县八百里加急送来的战报，静静地躺在江瀚的案头。
生擒官军游击将军马科？
江瀚的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对于马科这个名字，他并不陌生。
马科，西宁卫军户出身。
其家族世袭武职，在当地颇有根基。
此人并非庸才，相反，在明末西北战场上，算得上一员悍将。
这人早年应该是李卑的副将，跟随李卑在陕西剿灭流寇。
但问题是，江瀚记得很清楚，当初他在延安府阵斩李卑时，并没看见马科的身影。
难道借调到洪承畴手下了？
在原本的历史上，马科应该是李卑病逝之后，才隶转到洪承畴麾下。
在洪承畴麾下，马科延续了其敢打敢冲的风格，是洪承畴手中一把锋利的快刀。
在潼关南原之战中，他与曹变蛟合力，将李自成打得仅剩十八骑狼狈逃窜，战功赫赫。
值得一提的是，马科还打过松锦之战，可谓是从崇祯初年一直打到崇祯末年甚至清初。
然而，马科的作战能力掩盖不了他骨子里的现实与摇摆。
历史上，他的轨迹清晰地刻着“反复”二字：
当李自成攻陷北京后，时任蓟镇总兵的马科，未做多少抵抗便投降大顺政权，受封怀仁伯。
在大顺一方，马科也是兢兢业业，征四川，攻潼川，后败于张献忠之手。
在李自成山海关兵败，被清军攻破西安后，马科又和一众降将投降了清军。
完成了其明、顺、清三方阵营的“大满贯”。
马科作战能力是有的，但忠诚度属实不高。
此人的每一次选择，核心逻辑都是保存实力，趋利避害。
他不是吴三桂那种野心勃勃、能搅动风云的枭雄，更像是一个在乱世浪潮中努力不被淹没、试图保住家族地位和自身利益的现实主义者。
看着马科这份充满“弹性”的履历，江瀚陷入了沉思。
这人到底要不要纳入麾下？
打退洪承畴和卢象升的围剿后，江瀚就要发兵彻底吞并四川，开府建制，从流寇蜕变为真正的一方政权。
马科这种人，虽然忠诚度不高，但确实是个不错的“打工人”。
而新政权的建立和稳固，除了靠自己人之外，也得靠不少明朝降将降臣相助。
说到底，大明不缺人才，但是江瀚眼下很缺人才。
总不可能抓一个杀一个，搞得举世皆敌。
其实对于招降纳叛一事，江瀚有自己的一套准则。
战场厮杀，各为其主，可以不计前嫌。
争天下不是请客吃饭，战场上刀兵相见，各为其主，手上沾血在所难免。
要是事事计较，那便无人可用。
历史上的李自成在攻打开封时，被明将陈永福射瞎一只眼，此仇可谓不共戴天。
但李自成在面对陈永福投降时，还是能折箭为誓，既往不咎，展现出了容人之量。
江瀚自问，他或许做不到李自成那般大度地化解如此深仇，但基本的“不因战场旧怨而绝人归路”的胸怀，还是必须要有的。
这是建立政权吸引人才的基础。
江瀚对于招降纳叛一事，只有一个大原则。
那就是屠杀百姓者，绝不宽宥！这是不可逾越的红线！
至于劫掠，说实话，劫掠在古代军队中几乎是常态。
整个封建王朝历史上，能做到“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的队伍，也就岳家军和戚家军而已。
岳家军的军纪，是靠岳飞个人的道德感召力，和极其严苛的条例才做到的。
而最重要的，则是相对稳定和优先的后勤保障。
这是理想主义、个人魅力和相对充足物质基础的罕见结合。
而对于戚家军来说，其严明的军纪，同样也是建立在严格的约束和相对优厚的军饷上的。
但这帮明末的西北边军呢？
朝廷财政崩溃，边军欠饷辄数年、数十年。
再加上文官武将层层克扣，士卒食不果腹，衣不蔽体。
让他们饿着肚子去打仗，还要做到秋毫无犯？
这要求未免也太高了点。
在江瀚看来，这个问题的根源应该归咎于大明朝廷的系统性崩溃，而非个人不可饶恕的罪恶。
因此，对于一般的劫掠行为，江瀚在招降时会予以一定程度的理解。
除了系统性、大规模、有组织的屠杀，这是江瀚绝不能接受的。
尤其是动辄屠村灭乡，以杀良冒功或纯粹泄愤为乐。
像曹文诏、曹变蛟叔侄，打仗确实勇猛，曹文诏还被誉为“明季良将第一”。
但他们在镇压农民军过程中，屡有屠戮百姓、杀良冒功的恶名。
这种双手沾满无辜百姓鲜血、以残暴为能事的明军将领，即使能力再强，江瀚也绝不会招降。
这是原则问题，关乎新政权的道义根基和民心向背。
对照着自己的用人政策，江瀚重新审视着马科。
作战能力有，是块打仗的料，熟悉官军战法，尤其擅长骑兵突袭。
虽然在历史上马科多次投降，但并未发现他有大规模、系统性屠杀平民的记载。
他在西北剿寇，作战凶狠，杀贼无数，但这属于“各为其主”的范畴。
马科的投降，更多是一种的自保式的选择。
这与李成栋嘉定三屠，尚可喜屠广州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思来想去，江瀚对此人下了最后定论。
马科不是完人，甚至在一般人看来可以说品行有亏，但其并无屠杀百姓的劣迹，可以招降。
更重要的是，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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