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根源，主要就是因为不合理的税制，以及不断被侵蚀的税基。
明代的税制很奇怪，田亩的正税极少，真正压在百姓头上的，是那名目繁多、层层加码的徭役和摊派。
而这些徭役摊派，在万历年间张居正改革后，统一化作了“徭役银”，又称“丁银”。
而大明的士绅阶层，免除的，恰恰就是这部分最重的“丁银”。
并且，他们的正税，在朝廷的屡次宽免下，也几乎不再上缴。
这就导致了大明税基，被系统性地侵蚀。
藩王、官僚、士绅，通过土地投献和兼并，享受着免税的特权。
而所有的负担，最终都转嫁到了无权无势的普通百姓头上。
从宏观上来讲，明代的税制设计就有大问题。
这是当年太祖皇帝朱元璋留下的后遗症。
老朱是布衣上位，把钱粮看得很紧，他本着“藏富于民”的想法，为了避免百姓负担过重，所以把正税定得很低。
低到什么程度呢。
大概就是全国一年收上来的赋税，在正常情况下，刚好够国家一年的用度，不多不少。
可问题是，国家哪能年年都风调雨顺？
尤其是大明朝，天灾人祸更是频发。
一旦有事，正税根本就不够用。
穷生奸计，于是，后世的皇帝和官员们，就琢磨出了很多歪门邪道的捞钱办法。
其中最恶劣的一项就是“摊派”。
按理说，摊派历朝历代都有，不算什么新鲜事，但是大明朝却把“摊派”玩到了极致。
他们创造性地采取了“寅吃卯粮”的方法。
简单来说就是，今年花的钱先打欠条，年底核算，然后分配到各省府州县的都司卫所，明年加派。
这样一来，今年的亏空，明年就可以补回来了。
遇到像什么赈灾，修缮河道等大事，也有钱了。
可问题是，很多事情，不是一年就能解决的；而且新的一年，还会有新的突发情况。
对于这个问题，大明上下的给出的答案是，没关系。
今年的亏空，明年加倍从百姓身上摊派回来就行了。
这就导致大明的百姓，日子过得是一年比一年苦。
直到明末，万历三大征和辽东战事，彻底击垮了大明的财政，于是只能增收三饷。
再加上小冰河时期的到来，这个庞大的帝国，就此骤然崩塌。
并且，很多人印象中，江南地区才是大明的财税重地，北方几省的税收都不高。
但其实，就明朝的税收来说，南方和北方，在比例上是有严重问题的。
尽管苏松二府的亩均税粮在全国首屈一指，但其户均税粮与陕西、山西、河南三省相近。
甚至收按照户均计算，北方还普遍高于南方。
（资料出自：《明代〈万历会计录〉整理与研究》）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明末时期，陕西地方遍地都是反贼。
天灾频发，亩产极低，可到头来交的税，比谁都多，这谁受得了？
那陕西百姓能不造反吗？
所以，对于江瀚来说，组建一个专业、高效、且公平的税务机构，是其稳固根基、避免重蹈明廷覆辙的关键所在。
他需要规避明代税制的沉疴痼疾。
所以，江瀚打算把阿美莉卡的国税局体系，提前搬到这个时代来。
他并不打算使用什么，“摊丁入亩”、“火耗归公”、“官绅一体纳粮当差”狗屁政策。
根据他的研究，这些政策，全是被野猪皮的后人吹出来的。
这些政策，本质上全都是野猪皮，用来奴役、剥削汉人的手段罢了。
就拿摊丁入亩来说，野猪皮的后人不断在各种场合宣称，摊丁入亩废除了两千年来的人头税，是天大的善政。
仅凭此一项，雍正就可以吊打无数汉人皇帝。
但严格来讲，雍正废除的是丁银，不是什么狗屁人头税。
而且并非废除，只是换个方式，转嫁到底层百姓头上了。
包括“火耗归公”也是同理。
至于“官绅一体纳粮当差”就更不用说了，这玩意儿根本没有正式立法，推行全国。
江瀚看着李立远，说出了自己的要求：
“我的想法，首先是轻徭薄役，免除所有苛捐杂税，以减轻百姓负担；”
“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免除一切特权！”
“在我治下，无论是谁，士绅也好，大户也罢，全都要交税，谁也不能免除。”
“我打算，让你来带队，成立这个粮税司。”
“你有什么想法？说说看，咱们一起讨论讨论。”
李立远沉思良久，也给出了自己的意见：
“回大帅，属下认为，首先从长远来看，咱们需要改革税制，优化税赋结构，形成一种‘重商惠农’的模式。”
“自古只听说农民起义，还没听说过商人能造了反。”
“正税，可以暂时沿用明朝旧例，但商税，必须大幅度提高。”
“大明朝的商税，三十税一，简直是闻所未闻！”
“我听闻，泉州市舶司一年才有一万两进项，而沿海的豪族，通过海贸，赚得是盆满钵满。”
“想当年两宋之时，海贸商税，可是养活了大半个朝廷。”
“宋之疆土，远大不如大明，可钱粮却生生不息，就是依仗海贸商税。”
“所以，税制必须要改。”
江瀚点点头，示意他继续说下去。
“而从当前的局势来看，我等成立粮税司，主要是避免隐瞒诡报，提高收税效率。”
“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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