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没动静。
苏晚在废弃药房里把毛瑟步枪拆了装、装了拆，拆了六遍。新枪管的膛线摸得滚瓜烂熟了，闭着眼都能数清右旋纹的圈数。精选弹二十五发，标准弹二十一发，每一颗的位置她换了三次排列方式，最终按射程远近从左到右码在纱布条上。
围墙外面没再出现新的烟头。马奎的罐头盒预警线也没响过。
但苏晚知道那只是安静，不是安全。
第三天上午。药房的门被敲了三下。
苏晚的手搭在驳壳枪上。她听着那三下的节奏——间隔均匀，力道不重不轻。不是马奎的粗暴，不是李铁柱的急促，也不是谢长峥拐杖碰门框的闷响。
门推开了。
吴维钧站在走廊里，灰色中山装，呢帽压得低。他进门之前做了一件事——右手指关节在门框边沿敲了三下。
苏晚看着他敲门框的动作。那不是礼貌。指关节叩击的位置在门板和墙壁的接缝处，每次叩击后他的指头在木面上停了零点三秒。
他在听回声。在判断门板厚度和隔音效果。
苏晚往旁边让了半步。
吴维钧没带上尉。他一个人进来，把呢帽摘了搁在药柜的锈铁皮上，环顾了一圈。药房比杂物间更暗更挤，白炽灯泡没开，唯一的光源是走廊尽头漏进来的一截日光。
“苏队长换了地方。”
“嫌窗户太多。”
吴维钧没往下接这个话头。他从中山装内兜里掏出公文包，公文包不大，棕色牛皮的，搭扣磨得发亮。他把公文包搁在药柜台面上，手按着搭扣没打开。
“今天带了一份追加情报。关于照片上那个人。”
苏晚的手指从驳壳枪上松开了，但没收回来。
吴维钧扣开搭扣，从公文包里取出一张折叠的薄纸。展开，正面朝苏晚递过来。
纸上印着一份档案摘要。打字机打的，油墨匀净。
最上面一行是代号。
“候鸟”。
苏晚的手接住了纸。
档案很短。三段。
第一段：性别女，年龄评估四十五至五十岁。长期活动于日军占领区内的学术研究机构，具体隶属不详。在多个机构之间流动，出入权限极高，远超普通技术人员层级。
第二段：外貌特征与此前提供的照片一致。面部骨骼结构与金陵女子大学1926年教职员工照片中的苏蕙兰高度吻合，但因年龄跨度与拍摄条件差异，尚未完成最终身份确认。
第三段：“镜影”评级——A级关注目标。原因：疑似掌握K-17完整理论体系的唯一在世人员。
苏晚把纸翻过来。背面是空白。
她把纸面朝下搁在膝盖上。
“她是我母亲？”
这句话从喉咙里出来的时候，声调比她预想的平。
吴维钧的手指在公文包搭扣上摩挲了一下。搭扣面上的铜光在暗处闪了一闪。
“我们无法确认。”
苏晚等着后半句。
“但渡边雄一显然认为她是。”
吴维钧从公文包里又抽出一张纸。这张纸的边缘不整齐，像是从更大的文件上裁下来的。
“'毒蜂'的行动记录里，大部分指令的传达链路是——特高课下达任务目标，渡边雄一制定战术方案，自行决策执行细节。他是个独立性极强的狙击手，不喜欢被人指挥。”
吴维钧停了一下。
“但涉及'候鸟'的指令，渡边的行为模式完全变了。不论指令内容是什么——转移、接收装备、调整行动区域——只要与'候鸟'相关，他从不反驳。执行时间精确到小时。没有任何记录显示他在'候鸟'的事情上讨价还价过。”
苏晚的拇指在膝盖上的纸面边缘按了一下。
“一个一枪打穿团长后心的人，对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近乎服从？”
“不是服从命令。更接近于——”
吴维钧斟酌了一下措辞。
“服从人。”
药房里安静了几秒。走廊远处有脚步声经过，拖拖沓沓的，大概是哪个伤员去厕所。
苏晚的脑子在飞速转。
如果“候鸟”是苏蕙兰。
那她就是在——
苏晚把这个想法掐住了。掐了两秒才松开。
如果“候鸟”是苏蕙兰，她在日军占领区的研究机构里拥有高度自由的出入权限。不是被关在牢房里，不是被铐在实验台上。她能自由行走于多个机构之间。
自由。
苏晚的后背的皮肤在衬衫底下绷了一下。
一个曾经写下“我未允”的人。一个把K-17档案拆成南北两半、亲手托付英国人将北半送走的人。一个在日志里从不提及自己女儿存在的人——为了保护女儿不被牵连。
这个人，什么时候变成了日军研究体系的一部分？
但另一种可能性蹿上来了。
白衣女人。代号“蛾”。医学心理专家。擅长药物控制和心理暗示。矿道里那个被注射了不明药物、神志不清的国军士兵。被言语触发暗示操控得像个提线木偶。
苏晚在矿道里亲眼见过。
“吴主任。”
“嗯？”
“渡边的编制表里，代号'蛾'的那个女人——她跟'候鸟'之间有没有交集？”
吴维钧推了推眼镜。
“有。三次。1938年十一月、十二月，以及1939年一月。三次记录里，'蛾'都在'候鸟'活动区域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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