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一过，又开学了，这是我当老师的第十一个学期。
我依然是用“三算结合”的思路在教一二年级的小孩子。只是，黑板上挂上了崭新的教学用算盘。
还是三月份，学校开学后不久的一天，突然来了一个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人，是县教育局的小闽老师。她是特地来蹲点采访我的。
李老师就让我接待她。
我很高兴，带她到石队长家。光桃煮了三个鸡蛋的面，那是接待贵宾的规格。
她听完我的介绍，认真看了我写的“三算结合”教材，还仔细听了我一堂课。才对我说明，她这次来的目的：县教育局让她来看看，能不能在库前开一次现场会，让全县的一年级数学老师来听一下我的课。
她认为开现场会不行，山里的孩子还是没有那个能力。
是的，我的那四个男崽崽三个女崽崽，怎么样也不可能成为全县小朋友们的榜样。
但是，我的“三算结合”思路是非常好的，县里特别重视。
我一高兴，就又把小闽老师当作亲人，唠唠叨叨地诉说了我三年没有回上海，三次报名上大学，都很失望的故事。
特别是今年，总算队里把我送上去了，眼看着公社已经批准了好几个知青去上学，直到现在，却依然没有我……
还好，小闽老师并没有嫌弃我，两个晚上，我们同枕畅谈，她还是很同情我的。
第三天她走了，留给我一句话，她会想办法给我一点帮助。虽然我觉得还是很茫然，山高皇帝远，她怎么帮呢？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的大学梦里，还是多了一丝的盼头。当然，我依然在认真地教着我的那些宝贝们。
由于我们公社选送大学的知青，都不是党员，与别的公社有差距。于是，公社要求积极发展表现好的知青入党。
我也写了入党申请书。
与我同时写“入党申请书”的有好几个人。可是，他们都因为政审通不过。很快被刷下来了。他们中好几个人咬破手指写血书，虽然激情澎拜，却有几个人，私底下直言不讳，入了党，就可以借一个跳板，上大学去了。
我没有去做那种极端的事，心里也没有想要利用什么，入党是我很简单的一个求进步的理想，与上大学一样，他们互相之间有什么交叉点，我的脑袋一直就没有那么复杂的思维。
我只是用了三天时间，认真写了厚厚几页纸的描述，叙写了我父亲抗日战争时参军，一直到战上海的故事。
可还是因为我的父母在被打倒的状况中，我的入党申请泥牛入海，既没有退回，也没有回音。
我又写了一封信给父亲的单位。因为我记得，就在我要去插队的前三天，爸爸单位来了十几个工宣队的老师傅。他们对我说：如果你在外面碰到困难，尤其是因父亲的政治情况而降罪于你时，马上写信告诉我们，我们会帮助你的。
当然，那是因为爸爸的过分忧虑和害怕，他把自己心里的苦闷，告诉了当时的领导，工宣队他们才来的。
在WG初期，上海有段时间，到处在传说有一家三口人一起自杀的悲剧故事，传说他们都是艺术界的名人，就是因为忍受不了那些造反派的折磨与侮辱，愤而离世的。我，一个连骂人话都学不会的弱女子，到了远离家的地方，会碰到什么样的遭遇，让爸妈怎么也放心不下。
而我的父母想不到的是，我遇到了石队长，山里的爸爸，有他的护卫，我什么都平平安安的。
然而，这时却提醒了我，我的前面，还是有这一条路的。于是，我写了一封信给了爸爸的单位。
我一边做我应该做的事，一边就翘首以盼。
可脖子都仰酸了，一个学期也等过去了，眼看等到了八月份……还是望眼欲穿，遥遥无终期地在等待着……
就是在这段等待的时间里，我们库前和坪陂的一部分村落热闹非凡，等来的是几个工人，他们架起了电杆，拉起了电线，说是“老愚公”水电站要发电了。
我的房间也挂上了灯泡，与所有人一样，我又多了一个念想，天天盼着它亮起来。
“亮了，亮了，”听到村里许多人在大叫，我就赶紧奔回自己的房间拉开关……亮是亮了一下，接着，就只剩下灯泡里的钨丝有一点点红……大家又都失望地跑出家门，议论纷纷……
后来才知道，水电站的电只够供应周边的地区，我们这儿，发不过来，大概只有一支光的可能，还不如用煤油灯。
这就是我们盼了多年的希望；这就是我们山区也付出过心血的工程；这就是我的学生们间接地受到过伤害的结果……
“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说是这么说，可不知道大家有多憋屈！
憋屈的我，还有一句牢骚：看来，我是什么也都“亮”不起来呀！
（当然，过了十几年，改革开放后，“老愚公水电站”全部归并入国家电网，我们的山沟沟才真的有光明了，也有了电视，电脑……）
那天，1975年8月中旬，中午时分，有一个从仰山回库前的老俵，匆匆来告诉我：公社知青办要我马上过去。
虽然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说实话，我也已经对今年的工农兵大学生招生，差不多又心如死灰了。可一听到这个口信，我还是怀揣“一支光”的希望，连午饭都来不及吃，就心急慌忙地赶过去了。
七里路，一个小时不到，我就气喘吁吁踏进了公社知青办。
还是那个老任，她一看到我来了，就马上拨电话，一边对我说：“是县教育局找你。”
“喂，汪老师，我是小闽。”我听到电话那头她的声音，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了，一个劲地啰嗦：“小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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