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还没有回来，我也不想管他们。
那天排练好，我就去礼堂那一头的小卖部买煤油。有了钱，也不用再节约了，除了煤油，我还买了一斤干乎乎的饼干。
我正准备转身回房，又碰到了“钢铁饭桶”老陈。他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了，突然出现，还是在小卖部碰到了。
他对我做了个手势，要我跟他出门去，我觉得他的神情很古怪，本不想跟他去，但是他斜看了一眼那个营业员，好像要避开她。
我想起来了，对这个“新娘子”营业员，他是有看法的。肯定有什么事，他不愿意当她面说，于是，我就跟他走出了大队部。
他很快乐地告诉我，他在南昌活动了一段时间，女儿也安排好了。今天一早赶到仰山公社办手续，碰到了库前知青一男一女……
我突然提神醒脑，马上专注起他的话来。
他神秘兮兮，压低嗓音说：“他们正在与公社知青办的人争吵什么，我在旁边听出了道道来。这次大队用抓阄办法，把大学名额给了那个男知青……”
“不是抓阄，是投票”我更正了他，
“哦，反正是他代替你送上去了。但是，公社却没有批，说他一直在上海，不符合择优选送标准。因此，大沅大队今年的名额让给了别的大队。”
这个意外的消息让我愤懑的心情，稍有缓释。但是，不是因为我去不成，他们也去不成就透口气，而是因为，这个世间看来还是有天理的。我咬咬牙，明年再争取吧。
回到房里，人还是虚弱，我早早就上床，斜靠在枕头上。抽屉里的两封信，现在得空可以拆开来看看了。
我们知青本来盼信，总是盼得心焦，可我这次是例外，三四天搁在抽屉里，没有心情和身体去看。一封是家书，爸爸妈妈对我上封信说要借钱，担心极了，一再问我出了什么事？我赶快提笔给他们写了一封短信，告诉他们，我没有问题。准备明天就寄出。
另一封信特别厚，是省委宣传部的信封。并没有写明发信人。我疑惑地打开信，映入眼帘的第一行字，却把我吓得马上合拢了信纸，半天不敢再看。那颗虚弱的心，跳得我控制不了……
好半天，我才静下心来，看看最后一页的签名人，是李梁才老师！他给我的信，第一句话竟然是长长的一串肉麻的话：我最最心爱的小妹、最最亲爱的华……后面的八张纸，我没有看，也不敢看了。
在我心里的李老师，是一个高雅的人，他怎么会用这种俗气的语言？我与他只见了两次面，写了三封信，这次隔了快一年的时间，突然来了这么一封情书似的信？！把我一下子吓蒙了！我认真思考了许久，觉得有可能是什么别的人，瞎写八写吧。
我犹豫了半天，把信藏进了我的木箱子，夹在书里，箱子外面用锁锁住，推进床底下，再推再推，我一再往里推，怕别人会看到，其实自己也怕看到……
到第四天，姚洪与言喻回来了，神情有点沮丧，但是行为更加的诡异起来，整天在左耳房里嘀咕。我遇到他们时，大家不卑不亢地打个招呼，其实都心照不宣，他们夺去了我两年多的努力，可他们自己的那一番活动，也失败了，现在是否在懊悔了吧？
这几天，不知怎么回事，到他们左耳房的人不是宗书记，而是周主任。他每次都鬼鬼祟祟地来，耳语似的说半天，又偷偷摸摸地溜走了。
我已经不管他们在干嘛，反正我们都失败，名额已经不知给谁轻易地取走了。加上眼下的排练任务却越来越紧急，只有一周时间，解放军就要来了。我迫于无奈，直截了当地对姚洪他们提出，我们要用舞台来排练。
姚洪好像这会儿谦让了许多，他们的“厨房”搬进了房间里。
我们的学生们，就在舞台上，放声歌唱，尽兴乱蹦，闹得他们也只好没脾气。
我们的节目算是排得有点眉目了，那天，学校的新校长李老师也终于来了，还带来了一个林老师。
李老师——应该是李校长，瘦瘦高高，一对大眼睛，最主要的是，他很喜欢说话，滔滔不绝，兴致勃勃，幽默风趣，还知情达理。
他巡视了一下又破又旧的学校和教室，带我们一同坐进了办公室，一起排练的同学们也涌进来，好奇地看着他。
他用非常有意思的方言普通话对同学们说：“你们看够了就回去吧，以后有得看了，老师站在前面，就是让你们看的。”弄得同学们马上就退出去了。
“李校长，”我有点为同学们解释说，“他们在排练，听说您来了，高兴得不得了，就跟着来了呢。”
“叫我李老师吧，只有这么三间陋室的学校，还用得着一个校长。惭愧呀惭愧！”
小周老师没有随着同学们出去，他很毕恭毕敬地叫了声李老师。
李老师一看到他就笑了，“裕斌，你‘偷听敌台’的故事，都传到仰山中学了。我不买这个账，已经与库前书记说好了，你依然来教书。”
裕斌开心地笑了，“我也听说可能是您会来，就天天在盼呢。”
与李老师说话无拘无束，大家都说得开心。他有一种吸引力，才认识一会儿，就把大家的心系在一起了。他看看这个小小的办公室，“以后我们五个人开会，到我的房间里去，在这儿不好。”
“我与林老师的房间就在小楼上，”他对我笑笑，“就是你住过的那间大房间，”
“你们搬来了？”
“没有，因解放军要用，开学只好推晚。三月底才会来。”
我觉得李老师的到来，学校的气氛会热闹不少，旋即，觉得心里的乌云少了，阳光多了。
但是，李老师的教学分工却是让我出乎意料。他说大周老师依然教一二年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