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前的姚洪虽然与东溪的同学们在一起，可那个小沈没有来，说是知青点有个同学生病，她陪着去了县医院。
我有点遗憾，与那个有头脑、有见识的小沈，也失去了这次相见的机会，这两件事多少让我有点沮丧。
我们整个罗坊公社的知青，大多来自上海的徐汇区，虽然年轻，可人才也不少，这么几年，总有几个冒出来，特别出色。
但是，在那个特殊时期，选择的人才总是奇奇怪怪的。
有一个南昌女知青，在这次大会中入党了。她上台宣誓，却没有一个人认识她。听说她的档案材料是下放了，人却没有来，借在一个省级科研单位。入党宣誓要在户口和档案所在地，于是车子送她来了，正好给我们知青大会上个党课。
我们一群知青就在台下，默默地看着那个漂亮的、二十岁的小姑娘，一脸的意气风发，穿着时髦，皮肤雪白，身腰笔挺，宣誓一完成，就乘着高级小轿车，一转眼就不见了。
接着，我们知青议论纷纷。
公社党委也有点觉得他们的工作落后了，就来个紧急补救，由各大队推荐，将表现不错的人列出名单，马上发表格，填写入团申请书，当场讨论通过。
于是，有好几十个人，我也在其中，就这么成了共青团员，像模像样地也站在舞台上宣誓。
我们当面不敢说什么，背后自我嘲讽，今年二十一岁入团，明年二十二岁该退团了。但是我却很高兴，入团也就是有了可以争取入党的基础了。
我和谭玲在食堂吃饭时，碰到了王京，她刚调到了罗坊公社，做了公社广播站的广播员。
她并没有很高兴的样子，竟然还有几丝淡淡的忧伤。她告诉我说，那个“瘟神”也调来了。
她见我们一脸的莫名其妙，就笑了，“就是那个香坪学校的负责人，喜欢斗人的恶魔。”
她又解释道，“那个人喜欢说：‘对敌人要狠毒，对朋友要温柔。’其实别人都在背后骂他‘瘟神’。”
我听了心里倒是松了一口气，这个“瘟神”到了罗坊，对仰山来说，他就此是鞭长莫及，管不着我们了。
可是，我对王京有点担心，“他也调到罗坊，你不是依然要提心吊胆吗？”
王京深呼吸了一下，我觉得她是浑身抖了一下，轻轻地说了一句，“有什么办法呢？”
我们遇见了一个从小跳芭蕾舞的同学；一个手风琴拉得一流的同学；还有一个特别跟着音乐学院声乐系教授，学唱美声的同学，多才多艺的他们，让我们都十分佩服。可是，公社成立的知青文艺宣传队，他们都进不去。
谭玲说：“看吧，我们想要把自己调出山沟沟，还是得自己去找门路。这些凭本事的人，连进个公社宣传队都难。”
我说：“门路在哪里呢？你有吗？”
“没有。”
“就是呀，叫多少声‘芝麻开门’，也没有门为你开呀。”
她没有作声，我们的心里都一样的迷迷茫茫，然而，我还是对只想依靠“走门路”的这个办法，有点不以为然，不是因为我没有门路，就学着那只“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狐狸”，而确实是我自己有点这方面奇怪的自尊，走门路一定会有卑躬屈膝的时候，怎么卑，怎么屈，有点难呢。
又是在食堂门口，我正想出去，突然看见一个瘦瘦高高的身影，他正想进来……我认出他的同时，他也认出了我。
这时我的“灵犀”让我有一股冲动，想上前去与他说几句，本来就是朋友，现在依然还是朋友呀。可是，他却眼光也不射过来，眉头紧蹙，分明脸上写着一个字：“恨”……他身一转，头一横，毫无回转余地得走了。
我的心为之一震，为什么连个朋友都没有机会做？本来不是应该我弄个“醋坛子”出来，怎么演变成他来恨我了呢？姚洪不是只问了一句吗？那句话难道有那么大的威力？
我自从十几岁看了《三国演义》，曹操误杀朋友时发狠心说“宁可我负天下人，天下人不可负我”的恶毒誓言，我就天真地幻想要反其道而行之，对朋友“我不负人，宁可人负我”。然而，我怎么好像总在负人呢？
这么一来，我整整一下午，没了心情，郁郁寡欢。
谭玲问我有什么事吗？这种事怎么说，还是埋入心底吧。
谭玲见我沉闷无语，就建议四点钟会议结束后，我们一起去河边洗澡，散散心。
一般我们女生都是在一个大大的房间里，几十号人，一人提一桶水，挤在里面擦擦洗洗冲冲，总是洗好后还没有出门，又一身汗。
有几个大胆的，发现男生在潦河（流经罗坊公社的河）里洗澡，玩得开心还洗得尽心。于是“女的她们”就与“男的他们”商量。结果男生把一个特别好的位置让出来给女同学，而男生们另外换了一个洗澡的位置。
越来越多的女同学到河里去洗澡了。于是，那天下午我与谭玲也去试试。
我们穿着方领衫和裙裤，外加一条长裙子，脚上踢踏着拖鞋，提个铅桶，里面是干净的换洗衣物，来到河边。已经有不少人下在河里，互相泼水玩乐，叽里呱啦的，一河岸都是说笑声……
我谨慎地看了看这个河岸，果然是个隐蔽处，有个小山坡挡在河湾前，另一边是上游，一展无垠。水流动很快，清澈见底，下面都是鹅卵石。
我们把桶留在岸边，脱了裙子和拖鞋，就慢慢走下水里。
水温有三个层次，表面热乎乎的，中间很适宜，脚下凉凉的，而水不断在小腿上柔柔地划过。我们走到一米左右水深处，就不敢再走了，虽然她们说，河中间也只不过一米七，但是感觉水是有冲击力的，就洗洗澡吧，安全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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