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绝配，“翠屏无路强攀缘，我与枯藤各半仙。”
孩子们更有意思，等下课我去了办公室时，他们都上黑板，给范成大的诗，批了许许多多的“优”。
我在大雕花窗后看到了，笑得伏在办公桌上。
大周老师说：孩子们这是真的对你好。记得那个兰老师，他上课时，孩子们的吵扰声比他讲课的声音还响，他生气地说；“不要吵，不要吵！”孩子们却学他的样，“炒，炒，炒黄豆，炒了黄豆翻跟头。”弄得他总是上不成课。
我还是沉浸在自己的开心里，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居然只会不断地点头。
这就是登山给我们大家的启示和收获。更想不到的是同学们，都那么有思想。让我很开心的还有，同学们的进步，就连承生，本来一个落后生，在为我们带路上山后，确实也成了一个爱读书的好学生了。
我们一起在教室后面的墙上，做了一期专题墙报。大家在实践中，共同获得的心得，写得大大的：只有勇于攀登，坚持登上山顶，才让我们看到了更高一层、再更高一层的风景，带来的境界也层层递进……
过了几天，小翠，承生，裕文他们各带来了一把制作过的“猴楂俚”，放在我的办公桌上。老师们都泡了茶，喝起来酸酸甜甜的，特别可口。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孩子们读书的热情，也如登山似的高涨起来。
接着，我就开始排练节目了。
我自编自导，舞蹈，表演唱，快板词，三句半等等，忙得不亦乐乎。孩子们跟着我天天在学校，有点乐不思蜀，家也不愿回了。
他们的爸妈都笑我，“老师，我们的孩子成了你的孩子了。”
年底，我们大队的知青，果然有好几个调去了县里当售货员。吕颖和另一个插妹就是这一批去的。这个调动变化，在其余的知青心里，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都产生了烦躁。不管怎么样，他们到了县城，可以每个月有工资，有安定的生活，还有便利的交通，想回上海探亲，上车就行。
我们依然在山里，要拿个邮政包裹，都得下山36里，再上山36里，虽然都是走在解放军开出来的平坦的公路上，但这段漫长的山路，上坡下坡，没有通公交，走起来很辛苦，真正的不方便。
我一直在学校里工作，好像与知青的关系有点疏远，与库前的知青，我更是能躲就躲开，怕他们会生出枝节，我应付不了。即便住在一个楼里，我们却不相往来。
那天，一个偶然的机会，在灶间里，我与“老木匠”和严班长碰到了，他们是要做饭，而我是去泡一壶热水。
从他们的嘴里得到了许多信息。
他们库前班的知青们，春节都回沪探亲。大概有一半人不会再回来。
他们说我怎么不争取上调，第一年来的知青，调出山区的机会是很多的，许多名额还被当地青年给占用去了。南昌知青调走的更多，只剩了一些下放居民。
我也很惘然，怎么去争取？不是说凭表现吗？我已经很尽力了。
其实，那时的我一直很傻，既不知道什么是门路，也不懂得怎么样到上层领导面前去表现自己。我以为自己在库前学校的卖力工作，领导应该都知道。然而，他们连我是谁也不清楚。
严班长与老木匠两个插兄，也谈及了他们班里的两个女生，以及她们对我的背后诋毁。他俩对我还是很同情的，帮我说话，讲那些人真不知道人间有羞耻。他们更伤感的是，与这样一些人在一起，实在是蹉跎岁月！
我知道在人世间，是有些人，虽然从没有在一起生活过或接触过，哪怕是有点文化的知青，都一样逃不出喜欢在无聊的日子里，用别人的“什么什么”，闲言碎语来打发时间。如果我也“什么什么”地怼过去，那么大家就都会在无聊的口水仗里淹没？蹉跎了我们最美好的青春岁月。
严班长与“老木匠”还很好奇地问我：’你怎么会与山里的邋遢孩子们混在一起，还兴致勃勃？
是呀，我也有时会想一想，与这些泥土中摸爬滚打，整天蒙头垢脸的山乡孩子们在一起，我怎么会觉得如此快乐呢？
后来，我渐渐明白了，那是因为我与山里孩子们一样，都有一颗单纯的心，互相平等相待，这才是我最需要的，也是感觉最快乐的人之间的关系吧？
严班长与老木匠这次回上海，带了许多铺板，还顺手将生产队堆在路边的木材，也装上了他们想办法包租来的卡车上。听说用几包烟，顺利通过了林业局的关卡。回到了上海后，卖木头赚了好多钱。他们就此没有再回来。
很快到了年底，别的知青们也陆陆续续地回上海了。我们住的楼安静下来。
我不想回沪，因为我觉得不能再给父母太多的负担了。与孩子们在一起，我也并不会觉得孤单。
在学期快结束的时候，库前队又一次在我们的教室里，开了一个会，宣布了一个特大新闻。大家虽然心里都嘀嘀咕咕，觉得很难理解，不过那总是个大问题，而我们小学校的小百姓们，只不过听听而已，我们的平凡生活里，没有什么变化。也好在库前坪陂村都很温和，尽管外面开始了又一波运动高潮，可在我们学校里，是风平浪静的，我照常安心上课和排练节目。
那一天上午，我正在给孩子们上复习课。
突然，从祠堂前的大路上，传来了一阵敲锣打鼓，还夹杂着喊口号的声音，
一群人正向我们学校走来......
我们师生都只是探看了一下，又回到自己的读书世界里，以为与我们无关。
可是，这群人确实是冲我们来的。他们径直走进了学校。
余校长与其中一个人交谈了几句，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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