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采烈，童心又回来了。
那天下午，我接到了一个通知，知青要集中开会。
我们在仰山大沅大队插队的上海知青，第一批是30个，第二批是8个。大队计划在周六，也就是明天，举行一次忆苦思甜活动，目的是帮助知青们稳定思想，树立插队山村一辈子的志向，要求我也参加。
于是，我安排好调课，准备明天去参加知青的活动。
我怕同学们会忘记，就再次重申我们的约定：周日一早集合，登山活动不变。
大队部的房型与我们库前队部的一个样，中间是个很大的礼堂，一头是舞台，两边都有耳房；另一头是二层楼，下面小卖部，上面队部办公室。
我赶到大沅大队时，正好我们三十多个上海知青，还有十多个南昌知青，在大门口已经排好队，准备进礼堂了。
上午的会议，先是大队宗书记讲话，然后贫下中农代表讲话，再就是几个知青代表讲话。
特别吸引我们的是，大沅生产队的女知青王京，她的装扮很特殊，裤管和袖子都卷得高高的，一双赤脚，好像刚从水稻田里出来，径直走上舞台。她用一口流利的当地话，谈笑风生地讲述，她是如何与老俵们打成一片的，还表达了她插队一辈子的信念。让我们所有人都非常惊叹，对她的口才也佩服不已。
上午的会议很快结束了，接着是午餐时候。按照大队的会议程序，要我们吃忆苦饭。
在上海出发前，我们的学校也让我们吃过“忆苦饭”，是苦菜皮加米糠做的，嚼不烂，咽不下。现在，虽然大家都有点担心，怕这里的忆苦饭会不会更难吃？可我们还是带来了碗筷。
在叮叮当当的响声里，只见两个老俵，吃力地抬出一大桶热乎乎的粥，粥里有红豆与番薯，大礼堂里飘起了诱人的香味。
我们只是呆了几秒钟，便一窝蜂地冲上去，各自舀一大勺，猴急地吃起来。
我们个个饥肠辘辘，像是饿了多日的人。一碗不够，再舀一碗，那些吃得慢的，一转眼就只好遗憾地望着已经见底的空桶。
还有吗？还有吗？大家忍不住追问起来。看到迷惑的老俵们摇头，都失望了。
那种美味是我们知青久违的了。
老俵们不知道，我们上海人，习惯把“赤豆粥”当作营养食品，只是我们爱吃甜的，而“忆苦饭”是咸的。咸的也好吃，没有吃才是苦事情。
那时候，我们知青，在吃完了上海带来的东西后，就得自己一种三养（种菜，养鸡、养鸭、养猪），可大部分的知青都不会自力更生，总是等着上海寄包裹和寄钱来，勉强过着糊口的日子。有的还常去老俵家菜园里弄点蔬菜，甚至偷鸡摸狗。那时有一个笑话，知青的“一种三养”是挂在嘴上和墙上的。
不过，我是搭伙在石队长家，没有那份尴尬。当然，吃得还是很艰苦。尤其是我不吃辣的，常常会没有什么菜吃。不过，我无所谓，有这么一个依靠，总比上顿不知道下顿强。
总之，我们知青方面，都觉得这顿“忆苦饭”太好吃了；而大队领导方面，被我们抢吃“忆苦饭”的场景惊呆了，真是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
这一来，在场的所有领导都已经体察到了：知青的生活一定是上顿没有下顿的，不然，对这种“忆苦饭”……就是当地老俵也都觉得，吃加了杂粮的粥是“苦日子”……知青怎么会如此哄抢？可见他们没有能力在山沟里，安顿好自己的日子。由此推想：谁能相信插队一辈子的誓言；是可以做得到的？
下午，会议要求我们背诵老三篇。我背了“白求恩”那篇，比较顺利地过关了。这也是贫下中农对我们知识青年思想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知道这么做的意图，就是让我们学习“白求恩”的精神，要不远万里来到山沟，把自己的青春甚至生命都奉献出来。
中场休息时，宗书记让我上他的办公室，并告诉我，他的女儿也在我的班里读四年级。我这才知道他的家在陡岭，因为，这学期陡岭小学几十个孩子是一起并入库前小学了。
他拿出两份表格，我仔细一看，是县里来招工的。填着大沅知青吕颖和王京。
我心里突然塞进了一团乱麻，原来是有上调名额的，干嘛要让我们先表态扎根，然后又……。
宗书记要我在她们两个中选一个，并让我发表意见。他的意思是：谁表现出色，谁就可以上调。
我当即选了吕颖，因为我与她第一年刚到大沅，就一起排练过节目，非常熟悉。宗书记让我把理由写在表格里，签个字。我简单写了“工作踏实，联系群众，出身很好，思想进步。”她是红五类的后代，招工希望很大。
我偷偷瞄了一眼王京的成分，“恶霸地主”。
我心里倒抽了一口气，那她一定会是凶多吉少。现在成分是第一条件，哪怕她在大会上的演讲有多精彩，也不会有任何作用。
可是，我真不知道，宗书记让我来选一个上调人员，还填表，用意是什么？
我急着想赶回库前，趁会议休息时间，就赶快先去找搬到大沅队的莹贞。
她与插队杞树生产队的莲清坐在一起，谈得正欢。
她一见我就急急地说，“你千万不要与库前的知青多来往，她们把你描黑了。”
我只知道与米咪姚洪有思想方面的分歧，但是不知道她们“黑”了我什么？
据莹贞说，这两个人四处散布：说我如何崇拜她们，是因为我不漂亮，而她们是“顶特”了。也正因为我没有漂亮的外表，只好埋头苦读书，并因此嘲笑我是在浪费自己的青春。
我，当时是小姑娘一个，哪怕是最没有价值的话，乍一听，也非常生气，心乱如麻。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