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认真地说，“就像我是林卫东，也是陈默的哥哥。身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是谁，做了什么。”
这话很有哲理，但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陈默问。
“回北京。”林卫东说，“父亲的问题已经查清了，他可以恢复工作。我也该回去了。你……跟我一起回去吧。”
陈默愣住：“我？以什么身份？”
“以我弟弟的身份。”林卫东说，“不，以林家儿子的身份。父母已经决定了，要认你。虽然晚了十七年，但总算能团聚。”
陈默心里很乱。他想答应，但又觉得哪里不对。
“让我想想。”
“好，不着急。”林卫东说，“你还有时间。但记住，无论你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你。”
离开病房，陈默脑子很乱。他在医院院子里漫无目的地走，雪落在肩上，很快化掉。
“陈默同志。”
一个声音叫住他。是周国平，从办公楼里走出来。
“周主任。”
“正好找你。”周国平走过来，脸色严肃，“有件事，需要你配合调查。”
“什么事？”
“关于李明的审讯，有些疑点。”周国平压低声音，“他说，他是被人指使的。而指使他的人，是你。”
陈默脑子里嗡的一声：“什么？”
“他说，是你让他假扮‘蝰蛇’，目的是搅乱调查，掩护真正的敌特。”周国平盯着他的眼睛，“你有什么要解释的吗？”
陈默强迫自己冷静。这是李明的反击，想把水搅浑。
“周主任，您相信吗？”
“我不信。”周国平摇头，“但证据对他有利。我们在他的住处搜到一封信，是你写给他的，约他在野猪沟见面。笔迹鉴定，确实是你的。”
“不可能！我从来没给他写过信！”
“但笔迹是你的。”周国平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张纸，“你看。”
陈默接过。是一张普通的信纸，上面用钢笔写着：
“李明同志：明日上午十点，野猪沟见。有要事相商。陈默 1974.9.28”
字迹……确实像他的。不，就是他的。连那个习惯性的笔画顿挫都一模一样。
“这是伪造的。”陈默说，“有人模仿我的笔迹。”
“谁能模仿得这么像？”
陈默语塞。是啊，谁能？
除非……是他自己写的。
不，不可能。他穿越过来才几天，而且前身性格懦弱，字也写得不好，绝对写不出这么工整的字。
等等。陈默突然想到，这具身体里有两段记忆。一段是陈默的，一段是林卫东的。
林卫东的字，就是这么工整。
难道……是林卫东用他的手写的？
不，不可能。林卫东这几天都在医院，而且为什么要这么做？
“周主任，我需要时间调查。”陈默说，“给我三天，我一定查清楚。”
周国平看着他，最终点头：“好，我给你三天。但三天后，如果还没有结果，我只能公事公办了。”
离开医院，陈默回到知青点。他的房间还保留着，但气氛已经不一样了。其他知青看他的眼神怪怪的，躲躲闪闪。
王建国把他拉到一边，小声说：“陈默，你没事吧？听说你被调查了？”
“谁说的？”
“都传开了。”王建国说，“说你是敌特，跟李明是一伙的。还有人说要开你的批斗会。”
陈默心里一沉。谣言传得真快。
“你别担心，我信你。”王建国拍拍胸脯，“咱们一个屋住了这么久，我知道你是好人。”
“谢谢。”陈默苦笑，“但我可能真的得走了。”
“去哪？”
“北京。”
王建国眼睛一亮：“你要回城了？太好了！我就说嘛，你小子不一般，肯定是干部子弟！”
陈默没解释。他回到房间，关上门，开始整理东西。
其实没什么可整理的。几件旧衣服，一床被褥，几本书。还有一个破木箱，里面装着前身带来的家当。
他打开木箱，把东西一件件拿出来。衣服，袜子，毛巾……最底下，压着一个小布包。
打开，里面是几样东西：一张全家福，陈大勇夫妇和三个孩子，他是老二，站在中间，笑得很拘谨；一个红领巾，洗得发白；还有一个铁皮文具盒，已经锈了。
陈默拿起文具盒，打开。里面有几支秃了的铅笔，一块橡皮，还有……一张折叠的纸。
他展开纸，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是日记。
“1972年9月1日，今天是我最后一次去学校。老师说，我该下乡了。我不想走，但爸爸说，必须去。他是党员，要带头。”
“1972年9月10日，卫东哥来找我。他说要替我去。我拒绝了。他身体不好，东北太苦。但他坚持，说这是他的责任。我不懂，为什么是他的责任？”
“1972年9月15日，卫东哥走了。我去车站送他，他塞给我一封信，让我回家再看。信里说，他不是我亲哥哥，但比亲哥哥还亲。他还说，如果有危险，就去红松林找他。”
“1972年10月5日，爸爸被带走了。说他贪污，我不信。妈妈哭了一夜。”
“1972年10月20日，卫东哥来信，说他一切都好。但我从别人那里听说，东北很苦，知青都吃不饱。我觉得对不起他。”
“1973年1月3日，有人来找我，问卫东哥的事。他们很凶，我不敢不说。后来想想，不该说的。我出卖了卫东哥。”
“1973年6月12日，我去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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