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两个影子并排走在一起，有时候重叠，有时候分开，但始终保持着相同的节奏。
走到分岔路口的时候，邱莹莹停了下来，但没有松开金载原的手——从出校门开始他们就一直牵着手，谁都没有主动松开。
“金载原，你今天不开心。”她说。不是疑问句，是陈述句。
金载原沉默了一下。“你今天做题的时候，停下来看了三次窗外。你以前做数学卷子从来不看窗外。”邱莹莹看着他的侧脸，路灯的光把她的轮廓照得很柔和，但她的眼神很坚定，“你有心事。”
金载原握着她的手微微收紧了一点。
“我爸爸的身体不太好。”他说，声音很低。
邱莹莹的心猛地往下沉了一下。
“什么病？”
“心脏。”金载原说，“去年发现的。不是很严重，需要定期检查。但是……”
他没有说完。但邱莹莹听懂了——“不是很严重”是医生说的，也许是为了安抚病人和家属。“定期检查”意味着病情可能不稳定，可能有恶化的风险。而那个“但是”后面，藏着他寒假里那些不回消息的时刻、那些刻意说“好”和“没事”的时候、那些沉默的、压抑的、像冰面下的暗流一样的东西。
“你寒假一直在担心你爸爸。”邱莹莹说。
金载原点了点头。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不想让你担心。”金载原看着她，路灯的光在他的眼睛里碎成了几颗小小的、金色的星星，“你高三了，需要专心学习。我的事……不应该影响你。”
邱莹莹的眼眶红了。她深吸了一口气，把那句“你是不是傻”咽了回去，换成了另一句话。
“金载原，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你担心爸爸，我也会担心。你难过，我也会难过。你不要一个人扛着。”她的声音有点发抖，但每一个字都很清楚，“我不是外人。”
金载原看着她，嘴唇微微动了一下。路灯的光把他的脸照得很柔和，他的眼睛里有一种她从未见过的表情——那是一种被什么东西击中了软肋的表情，像一层薄冰被人用手指轻轻戳了一下，裂纹从中心向四周扩散，细密而脆弱。
“莹莹。”他说。声音很低，低到像是在叫一个只有他能听见的名字。
“嗯。”
“谢谢你。”
邱莹莹摇了摇头：“不要说谢谢。你帮我的时候，我也没有说过谢谢。因为我们之间不需要这个词。”
金载原握紧了她的手。这一次，他的手没有发抖。他的掌心是热的，热得不像是二月底的夜晚应该有的温度。邱莹莹知道那不是体温，那是心跳加速导致的温度升高——和她每次见到他时一模一样。
两个人站在分岔路口，在路灯下，在二月底的夜风中，在还没有长出叶子的梧桐树下。谁都没有说“走吧”，谁都没有松开手。
过了很久，金载原开口了。
“我爸爸的情况，医生说需要观察。如果病情稳定，可以继续吃药控制。如果不稳定……”
他没有说下去。但邱莹莹知道他省略掉的那个句子是什么——如果不稳定，他们可能全家都要回韩国。不是“可能”，是一定。金载原的父亲在韩国还有医疗保险，有熟悉的医生，有更好的治疗方案。在中国，一切都是临时的、过渡的、不确定的。
这个“如果”像一把悬在头顶的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落下来。
“金载原，你害怕吗？”邱莹莹问。
金载原沉默了很久。“害怕。”他说。这是他第一次在她面前承认自己害怕。那个总是很安静、很从容、很克制的金载原，说她吃棒棒糖的样子像偷到蜂蜜的熊的金载原，在操场上说“我喜欢你”时声音发抖的金载原，在雪地里舔了一口雪球说“凉的”的金载原——他说他害怕。
邱莹莹看着他，心里像被人用钝器慢慢地、一下一下地敲着。不疼，但闷，闷得她喘不过气。
“我也害怕。”她说，声音很轻很轻，“怕你走。”
金载原看着她，路灯下的光把她的脸照得很清楚——红红的眼眶、微微颤抖的嘴唇、右边那个因为忍泪而变得更深的酒窝。他想说“我不会走的”，想说“我会一直在这里”，想说“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会找到你”。但这些话太轻了，轻到不足以对抗那个悬在头顶的“如果”。
“不管发生什么，”金载原说，“你都要好好的。”
邱莹莹的眼泪终于没忍住，从眼眶里滚了出来。她用手背胡乱地擦了擦，擦完了又流，流完了又擦，像一个坏了的水龙头。
“你不用说这种话。”她吸着鼻子，“你不用说‘不管发生什么’，好像你要走了一样。”
金载原伸出手，用拇指帮她擦了擦眼泪。他的手指很暖，指腹贴着她的颧骨，拇指从眼角滑到颧骨，动作轻柔得像在抚摸一朵刚开的花。
“我不走。”他说。这一次他没有说“尽力”，没有说“可能”，没有说“如果”。他说“我不走”，三个字，简单、直接、没有任何修饰和退路。
邱莹莹看着他，眼泪还在流，但嘴角慢慢地翘了起来。她从口袋里掏出两根棒棒糖——草莓味的——递给他一根。
金载原接过棒棒糖，拆开糖纸，放进了嘴里。
“甜的。”他说。
邱莹莹含着棒棒糖，含含糊糊地说了一句“你也是”，然后握紧了他的手。
三月，高三下学期的节奏越来越快。
倒计时从一百四十天变成了一百二十天，又变成了一百天。一百天的誓师大会在学校大礼堂举行，全年级的学生坐在一起，听校长讲话、听年级主任讲话、听学生代表讲话。学生代表是金载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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