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部长走了以后，刘国清在办公室里坐了很久。
黎玉，山东根据地的老人，搞工业是把好手，被打成地方主义、右倾。李副部长，反对高指标，说基建要量力而行，被批成右倾保守。老刘更不用说了，强调质量是工业的生命，差点跟黎玉一个下场。
刘国清把烟灰弹掉，心想，这叫什么事儿？
一个管工业的部委，一下子批了三个副部长，这还能正常干活吗？
可他又一想，也不光是工业口的问题。
农业口更热闹，放卫星放得最凶的就是农业，亩产万斤、十万斤，报纸上登得热火朝天，好像明天就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了。他是从根据地出来的，在晋西北待过，知道一亩地能打多少粮食。
那地方土薄水少，风沙大，好年景能打两百斤就算老天爷开眼了。
现在有人报亩产万斤，那是把地里的土坷垃都算成粮食了。
报吧，吹吧。反正吹牛不上税。
可问题是，你吹牛吹出来的指标，底下人要当真干的。
你要亩产万斤，下面就得报万斤；
报不出来，那就是你不努力，就是你的思想有问题。
一层压一层，压到最后，倒霉的是那些在土里刨食的老百姓。
他把烟掐了，站起来走到窗前。
工业怎么发展，本质上要看农业的盘子有多大。
农民手里有余粮，工业才有饭吃；农民饿着肚子，你机器造得再多，谁来开？
刘国清摇了摇头，苦笑了一下。他在一机部干了这几年，太清楚了——很多政策不是制定的时候出了问题，是执行的时候出了问题。
一层一层往下压，每个环节都要出政绩，都要放卫星，到了基层就成了天方夜谭。
怎么破局？他想了想，觉得没什么好破的。
这种大势，不是他一个司长能扭转的。
人们都说三十五岁是人生的一道坎，现在看来有点真。
钟山岳被拉回冶金部批判了，他这个石景山书记还在越南躲清静，也不知道回去以后等着他的是什么。
那位姓钟的同志，段部长说上头安排他来兼任石景山厂长。
刘国清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第一反应不是愤怒，是琢磨。
这个人大概率是有社会部背景的，不然不会在这种时候空降下来。
既然你要来抢地盘，你去抢吧。凡事都有个章法，现在才五八年，这样的强度就扛不住，怎么扛住八年后的强度？
他转过身，走回桌边，拿起那份还没签完的报告，翻到最后一页，签了字。
.........
两天时间，刘国清把援越的交接工作安排得妥妥帖帖。
勘测队的数据全部归档，各项目的进度报告整理成册，后续工作要点逐条列出，连越方那边对接人员的脾气秉性都写了备注。周至柔把这些材料装订成厚厚几本，码在桌上，整整齐齐。
带来的工人和技术人员基本都不带走，包括马天生。
这位中校宣传处长在越南待了几个月，把工人们的思想工作做得有声有色，越方那边对他印象不错。
刘国清找他谈话，说你还得再待一阵子，这边的工作离不开你。
马天生二话没说就答应了，脸上看不出高兴还是不高兴。
这人就是这样，你让他干什么他干什么，从不问为什么，也不表露情绪，嘴上全是服从，心里怎么想只有他自己知道。
出发前一天晚上，刘国清从河内驻地坐车去了铸工车间。
工地上的灯火通明，远处的厂房骨架在夜色里黑黢黢的，吊车的长臂斜指着天，一动不动。
易中海蹲在工棚门口抽烟，看见刘国清的车停下来，赶紧站起来，把烟掐了，拍了拍裤子上的灰。
“三叔，您怎么来了？”
刘国清下了车，站在工棚门口，往里头看了一眼。
通铺上睡着七八个人，此起彼伏的鼾声，有人把被子蹬到了地上，没人捡。
“明天回国了，过来看看你。”
易中海愣了一下，脸上的表情变了一下。他这人，在厂里装了半辈子道德楷模，在院里装了一大爷，到了越南没人认识他，反而不用装了。干活就干活，吃饭就吃饭，睡觉就睡觉，清静。
现在三叔要回国了，居然特意来看我，我易中海何德何能啊。
刘国清从兜里掏出烟递过去一根，自己也点上一根。
“怎么样？还适应吗？”
“适应。”易中海把烟叼在嘴里，眯着眼，“这边的人客气，吃住都安排得挺好。就是天热，刚开始睡不着，现在习惯了。”
“徒弟呢？好带吗？”
易中海弹了弹烟灰，想了想，说了句实话：“有点水。”
刘国清看了他一眼，嘴角抽了一下。有点水——这三个字从易中海嘴里说出来，翻译过来就是“水平不行”。
这人教徒弟留一手的老毛病改不了，但在越南这种地方，留一手倒也不算什么大毛病。
“三叔，我跟您说句实在话。”
易中海把烟从嘴里拿下来，声音压低了些，“来越南这几个月，比我在厂里干十年都充实。在厂里，天天勾心斗角，这个看不惯那个，那个看不惯我。到了这儿，没人认识我，没人知道我过去那些破事，干活就干活，简单。”
刘国清点了点头，没接话。易中海说得对，在越南确实简单，你只要把技术教好，人家就高看你一眼。
不像在国内，你八级钳工，人家表面上敬着你，背地里该说你照样说你。
截留汇款那事，够他背一辈子了。
“行了，我走了。你在这儿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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