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刘国清就出门了。
说是出门，其实也没走多远。哈军工在京城的办事处设在西城区，从前门大街坐公交，四十分钟就到。他站在门口的时候，想起两年前自己还在哈尔滨的冰天雪地里给学生上课，现在站在北京的马路边上晒太阳，人生这玩意儿，说变就变。
办事处不大，一个院子几间房，门口挂着块白底黑字的木牌，字是陈旅长亲自题的。刘国清看了一眼那块牌子，心里想：老首长的字还是那么丑。
他在独立团的时候就发现了，陈旅长什么都好，就是写字不好看。
后来在四兵团，再后来在哈军工，这毛病一直没改。每次开会做批示，下面的参谋都得猜半天。
有一回李云龙拿着旅长的手令看了半天，说“这他娘的到底是‘进攻’还是‘退守’”，最后还是赵刚看出来是“进攻”。
赵刚说旅长这个“进”字写得像“退”，但那一捺是往上挑的，所以是“进”。
李云龙说你们文化人真他妈的累。
负责办事处的是个中校，姓孙，刘国清在哈军工的时候见过，管后勤的，做事仔细，就是有点啰嗦。
孙处长看见他，立正敬礼，手举得端端正正。
刘国清摆摆手说别敬了，我现在是老百姓。孙处长说刘处长您永远是我们的老领导。
同样都是处长，但是含金量不同，他的处属于是副团级的，而刘国清，嗯上校巅峰，准确的说，是半步大校。
刘国清把信递过去。信封里装的是刘光齐的推荐信，他在信里写得很实在——刘光齐，十七岁，工人家庭出身，父亲是轧钢厂锻工，母亲是家属，成分没问题；本人学习刻苦，成绩优异，思想进步，积极参加学校活动。
作为长辈，曾经的教务处长，哈军工的骨干之一，推荐他到哈军工读书，这很正常吧？
他没写什么“品学兼优堪当大任”这种虚词，也没提自己以前的职务。他知道这种事怎么写最管用——成分清白，底子干净，长辈担保。就够了。
孙处长接过信，说刘处长您放心，我亲自送回去。刘国清点点头，又问了问哈军工现在的情况。
孙处长说学院发展很快，招生规模扩大了，陈院长前几天刚回去，精神很好。
刘国清听到“精神很好”四个字，心里踏实了点。
1961年，那是他始终绕不过去的一个坎。还有五年。五年能干什么？
他只知道现在陈旅长还活着，还精神很好，这就够了。那些还没发生的事，想多了也没用。
从办事处出来，门口已经停着一辆吉普车。
赵刚的警卫员站在车边，年轻，精瘦，眼睛亮，站得笔直，一看就是正规军出来的。
他看见刘国清，快步迎上来，敬了个礼：“刘处长！首长让我来接您。”
刘国清还了个礼，顺手递了根烟过去。警卫员摆手说不抽不抽，刘国清说别客气，拿着。警卫员这才接过去，别在耳朵上，说谢谢刘处长。
“师兄有没有说去哪儿？”
“首长在史家胡同8号等您。”
刘国清心里一动。史家胡同8号，那是黄部长的居所。
黄部长，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老革命，一二·九运动的领导人之一。
那会儿他是北大数学系的学生，跟赵刚一起组织过游行罢课。
赵刚是燕京的，黄部长是北大的，加上清华的蒋南翔，三个人号称“一二·九三驾马车”。当然那是学生们私下叫的，正式场合没人这么喊。
刘国清没见过黄部长本人，但听说过不少事。北大数学系出身，搞学生运动出身，搞工业出身，这三样加在一起，放在1956年，是个什么分量，他心里清楚。
他坐上车，脑子里开始转。
赵刚这人，他太了解了。
在独立团当政委的时候，赵刚的原则是“不帮忙不添乱”。
战士家里有困难，他自己掏腰包解决，绝不动用公家资源。
后来去了总参，还是这个脾气。能让他开口说“帮忙”两个字的事，一只手数得过来。
现在赵刚主动约他去史家胡同，还提前跟黄部长打了招呼。这说明什么？说明赵刚在帮他铺路。
转业干部到新单位，最难的是什么？
不是干活，是站队。你从部队下来，地方上的人不认识你，不知道你的底细，不知道你的能力，也不知道你的立场。
你干得再好，也得有人替你说话。赵刚这是提前把话递过去了——这是我师弟，燕大毕业的，打了十几年仗，在哈军工干过教务，现在来你部里，你看着办。
刘国清靠在座椅上，看着窗外掠过的房子，心里有点复杂。
他1942年刚去独立团的时候，赵刚已经是政委了。
那会儿他什么都不懂，是赵刚手把手教他怎么带兵、怎么打仗、怎么在部队里生存。
后来他当了参谋、当了营长、当了副师长，赵刚一直在他前面。
再后来他去了四兵团，去了越南，去了朝鲜，跟赵刚的联系少了，但每次有事，赵刚总是第一个到。
这个师兄，嘴上不说，心里一直记着他。
车停在史家胡同8号门口。
这是个不大的院子，灰墙灰瓦，门楣上没挂牌子，跟普通民居差不多。
门口站着个警卫员，看见车牌，立正敬礼，放行。
刘国清下了车，整了整衣服。没穿军装，是中山装，但腰杆挺得笔直，十几年养成的习惯，改不了。
往里走，穿过一个不大的院子，正房的门开着。赵刚站在门口，穿着将军服，看着就气派。他这人长得好，一米八的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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