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廊里很安静。烛光在墙上跳着，把那些画像照得忽明忽暗。她站了一会儿，然后迈开步子，沿着那条来时的路慢慢往回走。
她的脊背挺得很直，和来的时候一样。她的手垂在身侧，没有攥紧，没有发抖。只是垂着。
国王一个人在书房里坐了很久。
炉火渐渐暗下去了，仆人来添过一次柴，又退出去了。他靠在椅背上，望着那些跳动的火焰，一动不动。墙上那些画像也望着他——他的父亲，他的祖父，他的曾祖父。一个比一个威严，一个比一个像在审视他。
他想起夏洛特站在他面前的样子。脊背挺得很直，头微微仰着，声音平得像一面不起波澜的湖。
她说“我想我们都知道，我是未来的女王”。不是挑衅，不是炫耀，是陈述。像在说“今天是星期三”。
她不怕他。她从来没有怕过他。从她小时候，从她站在母亲身边，从她一个人跑到辉格党人那里去的时候，她就没有怕过他。
他老了。他知道自己老了。那些年他挥霍的，不只是国库里的钱，还有他自己的寿命。
他忽然想，她说的也许是对的。
那些挤在济贫院门口的人，不是看看戏剧就能安抚的。铁路也许真的能救他们。也许真的能让那些工厂重新冒烟，让那些铁匠铺重新开门，让那些准备举家逃往新大陆的人，愿意再留下来试一试。
他拉了拉铃绳。
侍从推门进来。“陛下？”
“去请利物浦伯爵。”
利物浦伯爵到的时候，夜已经深了。他穿着一件深色的外套，领巾系得一丝不苟。他走进书房的时候，国王还坐在壁炉边那把扶手椅上，毯子还是盖在膝上，酒杯已经空了。
“陛下，您找我？”
国王没有绕弯子。“铁路那个议案。查理曼提的。你觉得，铁路建设能不能起到他说的那些作用？”
利物浦伯爵沉默了一会儿。他站在壁炉边，炉火把他的影子投在墙上，拉得很长。他想了想，开口了，声音很慢，像每一个字都要先放在嘴里称过才吐出来。
“多少会有一些作用。”他顿了顿，“只是——”
“我知道。”国王打断了他。利物浦伯爵愣了一下。
国王靠在椅背上，望着壁炉里那些跳动的火焰。“我知道你一直奉行自由放任，政府不干预市场。这些道理，我都知道。”炉火噼啪响了一声，火星溅出来，很快又暗下去了。
“只是我年纪大了。”国王的声音轻了些，像在说给自己听，“未来终究是我女儿的。”
利物浦伯爵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你应该考虑考虑，给自己多留下些政治资本。”国王转过头看着他，“适当的妥协，辉格党会记住你的付出。明白吗？”
利物浦伯爵看着国王。炉火把国王那张浮肿的脸照得忽明忽暗，那些松弛的皮肉，那些浑浊的眼睛，那些被酒精和岁月一起磨掉的棱角。
可此刻他的眼睛里有一种光，不是愤怒，不是怨恨，是那种——一个人知道自己快走到头了，开始想给身后留点什么东西——的光。
利物浦伯爵深吸了一口气。那口气很长，像一个人在水下憋了很久，终于决定浮上来了。他点了点头。
“陛下，我知道应该怎么做了。”
勘测队是议案通过后第三天出发的。
他们从伦敦来，坐着一辆灰扑扑的马车。车厢里塞满了工具：标尺、罗盘、成卷的图纸，还有一只装着墨水瓶和羽毛笔的旧皮箱。
领队的那一位叫霍普金森，四十来岁，脸被风吹得粗糙泛红。他在运河工地上干过，在矿山边上干过，如今来修铁路了。
马车在镇子口停下来。霍普金森跳下车，展开那张被折了无数次的图纸，眯起眼睛对着远处的山坳看了看。然后他卷起图纸，朝身后的几个年轻人一挥手。
“从这里开始。”
他们扛着标尺，踩着还没化净的雪，走过那些收割过的麦田和光秃秃的树丛。标尺插进土里，罗盘对准方向，图纸上那些弯弯曲曲的线一点一点地变成了地上的木桩和石灰印。
木桩是新的，削过的茬口在灰蒙蒙的天光下泛着白。石灰印被风吹散了一些，可还是能看出来，一条线，从镇子东边一直延伸到看不见的远方。
消息比勘测队跑得快。那些沿线的地主们早就在等着了。他们站在自家的田埂上，看着那些扛标尺的人从远处走过来，从自己的地里踩过去。那些脚印踩在刚化过雪的泥里，一个一个的，深深的，像盖了什么印章似的。
一个穿深色旧外套的老先生蹲在田埂上，看着那根刚插进他家麦地里的木桩。木桩上系着一小截红布条，风一吹就飘。他没有骂人，只是蹲在那里看着，像看一个闯进他家里、赖着不走的陌生客人。过了很久，他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泥。
“我祖父在这里种了一辈子麦子。我父亲也种了一辈子。我也种了一辈子。”他顿了顿，“现在他们要在这里跑火车。”
旁边的人没有说话。风把那截红布条吹得猎猎响。
补偿方案是伊丽莎白带着人一家一家去谈的。
她没有坐在办公室里等那些人找上门。她坐着马车，沿着勘测队画出来的那条线，一家一家地敲门。
那些地主们有的客气，有的不客气。客气的人请她进去喝茶，不客气的人让她站在门厅里，连坐都不让。
她把那份方案从文件夹里取出来，摊在桌上。两份。一份是现金补偿，按照土地面积和地力等级计算，一亩地多少钱，列得清清楚楚。另一份是土地入股——把被征用的土地折价算成铁路公司的股份，铁路修好了赚了钱，按股份分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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