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审开始得比玛丽预想的还要快。
埃杰顿先生把仓库里的稿件分批运到出版社，又从那十几家参与联合出版的出版社里借来了编辑和校对。
柯曾街11号的二楼和三楼被重新布置了一番——原来堆着样书和账册的长桌被清理干净，铺上深色的毛毡，按题材分成几个区域。区最大，占了整整两张桌子；诗歌区在窗边，光线最好；散文和游记合在一处，靠着书架。
评委们是莫尔夫人请来的。老诗人克雷布拄着拐杖，每天最早到，最晚走。
他看稿子的时候嘴里念念有词，偶尔抬起头，望着窗外发呆，然后低下头，在稿纸边缘写下一行小字。
写了大半辈子社会评论的麦金托什爵士坐在区，他看稿极快，眉头总是皱着，可他的笔从来没有停过——每一份稿子退回去的时候，上面都附着他写的评语，有时三五行，有时大半页。
蓝袜社的几位女作家负责诗歌和散文，她们看得慢，偶尔交头接耳，把某一段落念给对方听，念完了，两个人同时沉默，然后其中一个人轻轻说一句“这个好”。
莫尔夫人自己也来了。她坐在窗边的那把扶手椅上，膝上盖着一条薄毯，面前的稿子堆得整整齐齐。
她看稿的时候不戴眼镜，把纸凑得很近，几乎要贴到鼻尖。她的手指在那些字上慢慢移动，像在抚摸什么珍贵的东西。
有时候她看完一篇，会把稿子放在膝上，闭上眼睛，坐很久。没有人打扰她。所有人都知道，她在想。
玛丽第一次去看的时候，站在门口，没有进去。她从门缝里看着那些人——那些她只在书上和报纸上见过的名字，现在坐在她出钱租来的桌子前面，读着那些从四面八方寄来的字，一笔一画地写下评语。她忽然觉得喉咙有些紧，转身走了。
稿件是交叉审核的。
埃杰顿先生定下的规矩很简单：每一份稿件至少要有两位评委看过，意见一致才能进入下一轮；意见不一致的，交给第三位评委复审。不能只让诗人看，诗歌也不能只让家评——每个人都要跨出自己的领域，去读那些自己不常读的东西。
“这样才能确保每个人都能做出判断。”他在评审开始前，站在二楼的书架旁边，对那群围坐在长桌前的评委们说，“不是判断‘这像不像我写的东西’，是判断‘这写得好不好’。”
克雷布老先生抬起头，从眼镜上方看了他一眼。“你倒是会说话。”
埃杰顿先生笑了笑，没有接话。他当然会说话。他卖了几十年的书，知道什么样的话能让人点头。可这一次，他不是在卖书。
评审就这么开始了。从早到晚，那些稿纸在桌上沙沙地翻动，羽毛笔在纸页边缘写下评语，墨水瓶空了一瓶又一瓶。仆人们轻手轻脚地进来换茶，把凉透的杯子端走，换上热的。有时候有人站起来，走到窗边，站一会儿，又坐回去。没有人催，可也没有人停。
有一天下午，玛丽在走廊里被一位女评委拦住了。
那是蓝袜社的成员，写诗也写评论，四十来岁，穿着一件深绿色的裙子，头发用一枚银发夹别在脑后。她靠在楼梯扶手上，手里端着一杯已经凉了的茶，看着玛丽，嘴角带着一点笑意。
“班纳特小姐，我一直想问您一件事。”
玛丽停下来，看着她。
“这个评审的法子——交叉审核，多人复审，不是一个人说了算——您是怎么想出来的？”
玛丽张了张嘴，又闭上了。她当然不能说实话。不能说在她上辈子读过的历史书里，有一个遥远的东方古国，用这样的法子遴选官员，一用就是一千多年。不能说那些考卷被糊上名字、由多人轮流评阅、最后汇总排名的规矩，比这个时代英国的任何一个机构都更严谨、更公平。不能说她知道这些，是因为她来自那个古国，来自那个已经消失在时间深处的、曾经用这套制度把无数寒门子弟送上朝堂的时代。
她只是笑了笑，没有说话。
那位女评委等了等，见她不答，也没有追问。她端着那杯凉茶，若有所思地看着玛丽。“不说就算了。不过这个法子，确实好。不是一个人说了算，就不会埋没那些不合某个人胃口的好东西。”
她说完，端着茶走了。玛丽站在走廊里，看着她走远的背影，嘴角弯了一下。
那个遥远的东方古国，那些关于公平、关于机会、关于“不论出身只看才华”的念头，不是她凭空想出来的，是从那片土地上长出来的，长了几百年，长进了她的骨头里。
她转过身，继续往前走。不能说的话，就让它烂在肚子里。能做的事，就把它做出来。
这样的评审，比任何人预想的都要慢。
每一份稿子都要经过至少两个人的眼睛，每一个评语都要写下来，每一个决定都要有理由。
那些写得实在太差、让人没有欲望的稿件，评委们看几页就放下了。可即使是这些稿子，退回去的时候，信封里也会附上一张小纸条——“您的故事想法是有趣的，但叙述还需要多加练习”“诗歌的节奏感不错，意象的选择可以再斟酌”“请继续写”。
埃杰顿先生有一次站在克雷布老先生身后，看着他给一份写得很糟的写评语。老先生写了很久，写完了，把纸条夹在稿子封面，递给旁边的店员。
“您每份都写？”埃杰顿先生问。
克雷布老先生抬起头，看了他一眼。“他们花了时间写，我就该花时间看。”他顿了顿，低下头，继续翻下一份。“又不是每个人都像班纳特小姐那样，第一次投稿就遇到你。”
埃杰顿先生站在那里，没有说话。他想起很多年前，玛丽的第一份稿子放在他桌上。他拿起来，翻了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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