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医生那么辛苦，那么努力，已经尽力了，死了还能怪医生？
但老牧人的话戳到了一个没法反驳的点：
死一头牛，损失是真金白银。死一个人，医生不用赔一分钱。
那些骂得最凶的医生，忽然发现自己站不住了。
他们确实收入颇丰，一年几百镑上千镑的都有。但要他们赔每一个死在产床上的产妇——别说赔不起，就是赔得起，这道理也不能认。认了，以后还怎么行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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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泰晤士报》的杰克·萨瑟兰出手了。
他用整整两个版面，刊出了一份详尽的调查报告。
标题只有一行字：
“产褥热真相调查——来自七家医院的数据”
下面是密密麻麻的表格和文字。
他去了圣托马斯医院，去了盖伊医院，去了五家慈善医院。他找了愿意开口的护士，找了愿意透露实情的年轻医生，找了几个退休的助产士。他把他们的话记下来，把数据列出来。
数据是这样的：
· 甲医生，一年接生47例，产妇死亡13例
· 乙医生，一年接生52例，产妇死亡15例
· 丙医生，一年接生38例，产妇死亡4例
· 丁医生，一年接生41例，产妇死亡3例
丙医生和丁医生有什么共同点？
萨瑟兰在下面用小字标注：丙医生的母亲是乡下助产士，从小教他接生前必须用热水和肥皂洗手。丁医生有洁癖，每天洗手二十几次，接生前必洗。
而那些死亡比例最高的医生，都有一个共同的习惯：他们从不洗手，或者只是象征性地用清水冲一下。
萨瑟兰还采访了几位护士。
一位在圣托马斯医院工作二十年的老护士说：“我不敢说太多，但我知道哪些医生接生的产妇死得多，哪些死得少。那些死得多的，手从来都是脏的。有一次我看见一位先生从解剖室出来，手上还有血，就直接进了产房。我没敢说话，我只是个护士。”
另一位护士说：“我们私底下都议论，但没人敢公开说。说了，饭碗就没了。”
调查报告的最后，萨瑟兰写道：
“我不懂医学。我只是把看到的事实列出来。信不信，由读者自己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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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报道一出，整个伦敦沉默了。
那些骂得最凶的医生，忽然不再写信了。
那些说“助产士懂什么”的人，也闭上了嘴。
因为数据不会说谎。
甲医生一年死13个，乙医生一年死15个，丙医生一年死4个。区别只有一个——洗不洗手。
你可以说数据不完整，可以说样本不够大，可以说还有别的因素。但你没法说“这是编的”，因为萨瑟兰把医院名字、年份、甚至一些医生的姓氏缩写都列了出来，有心人可以去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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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几天，一封联名信出现在《泰晤士报》上。
信的开头写着：
“我们是一群在乡下接生三十年的助产士。”
下面是一串名字，有的工工整整，有的歪歪扭扭，有的一看就是找人代笔签的。
信的正文很短：
“我们不懂拉丁文，没读过医学院。我们只知道，这些年接生的产妇，十个里活下来八九个。那些被医生接生的，十个里活下来五六个就算好的。托马逊先生写的，是真的。洗手，真的能救命。我们不说假话。”
这是第一次，助产士们联合起来在报纸上发声。
不是一个人，是一群。
不是“乡下老太婆的经验之谈”，是一群女人用三十年的命换来的真相。
这封信登出来的那天，据说好些医生家里的仆人都偷偷买了报纸，拿去给厨房的女佣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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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以后，事情开始悄悄变化。
医生们不再下场骂战了。但他们在医院里开始洗手了。
不是所有人都洗。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洗。
有人洗得偷偷摸摸，趁没人看见才洗。有人洗得大大方方，说“我一直都洗”。还有人发明了新规矩——接生前必须把手泡在某种溶液里，泡一会儿再洗。
当然，也有坚持不洗的。
但他们遇到了新麻烦。
那些读过报纸的病人家属，开始问问题了。
“医生，您洗手了吗？”
“医生，您这手是从解剖室出来的吗？”
“医生，我妻子要是得了产褥热，您赔钱吗？”
有一位医生被问烦了，当场发火，说“你们懂什么医学”。那个病人的丈夫是个农场主，当场掏出一张纸，说：“那您签个字。如果您不洗手，我妻子得了产褥热，您赔五十镑。”
医生愣住了。
五十镑。
他一个月的收入也就这么多。万一真出了事，赔得起几次？
他想了想，还是去洗手了。
这事传开之后，类似的“合同”开始悄悄流传。不是什么正式文件，就是一张纸条，写几句话，让医生签字。
没有医生愿意签。
所以他们只能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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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聪明的医生，已经开始想别的事了。
一位年轻医生在《柳叶刀》上发了一篇文章，标题是：“论某些化学制剂对产褥热传播媒介的可能抑制效果”。
文章里说：托马逊先生的里提到那些“看不见的小东西”，如果它们真的存在，那什么东西能杀死它们？酒精？醋？某种盐溶液？他做了实验，把从产褥热死者身上取的东西泡在不同溶液里，然后在显微镜下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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