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这一切都是杨居正的障眼法。
他故意从田温景那里借了三百兵马，又是敲锣，又是打鼓，又是旗幡招展，大张旗鼓地往关中走。
那阵仗，生怕别人不知道朝廷来了钦差。
三百人走大路，走官道，逢城过城，逢镇过镇，一路浩浩荡荡，吸引所有人的目光。
常中石的探子从河南边界就开始跟着，一拨接一拨，把消息传回西安府。
可常中石不知道的是，那三百人只是幌子。杨居正本人，根本就没有在那支队伍里。
早在队伍从河南出发之前，杨居正就已经换了一身打扮。
他脱了官袍，换上一身灰褐色的粗布衣裳，戴上一顶斗笠，把脸遮住大半。身边只带了三个亲信仆从。
几个人骑着马，驮着几箱茶叶和绸缎，扮作从江南来的行商，沿着小路，翻山越岭，提前三天就摸进了西安府。
一路上，他们走的都是山间小道，避开官道，避开城镇，避开所有可能有探子的地方。白天赶路，夜里歇息，风餐露宿，辛苦得很。
杨居正本来是个文官，身子骨不算壮实，几天山路走下来，脚上磨了好几个水泡，大腿内侧被马鞍磨得通红，走路都一瘸一拐的。
可他咬着牙，一声不吭。
杨居正知道，自己身负皇命，这件事如果自己办砸了，那么仕途也就到头了。
进了西安府地界之后，杨居正没有急着进城。
他在城外的一个小镇上住了下来，换了身更不起眼的衣裳，开始明里暗里地走访。
他扮作一个收茶叶的商人，走村串户，和老百姓聊天。
起初，那些人一听说他是从外面来的，都闭口不言，生怕说错了话惹祸上身。杨居正也不急，今天买几斤茶叶，明天收几匹土布，后天请几个老人喝酒，一来二去，慢慢就混熟了。
有人喝了酒，话匣子就打开了。说今年旱灾，地里颗粒无收，粮库里有粮，可知府大人不放，说那是军粮，不能动。说有人去府衙门口喊冤，被差役打了出来。说有一户人家，老老少少七口人，饿死了五个，剩下的两个跑出去找吃的，被抓回来当流寇砍了头。
杨居正一边听，一边在心里记。他的本子藏在内衣里，每天晚上回到住处，点上油灯，把白天听到的东西一条一条写下来。谁说的，什么时候说的，在哪说的，说的什么内容，全都记得清清楚楚。
他不仅走访了百姓，还暗中接触了几个被常中石排挤的官员。
那些人有的被赶到了清水衙门，有的干脆在家闲住。
他们对常中石恨得咬牙切齿，可敢怒不敢言。
杨居正亮出钦差的身份，那些人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把自己知道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倒了出来。
常中石倒卖粮库的账目、收受贿赂的名单、走私盐铁的渠道、镇压百姓的具体经过，桩桩件件，都有据可查。
短短几天时间，杨居正就摸清了常中石的老底。
他连夜写了一封详细的奏折，把在西安府查到的所有罪状，连同那三百人的队伍在十里坡被伏击的经过，一起让人快马加鞭送往京城。这封奏折，几乎和常中石的“贼寇袭杀御史”的折子前后脚送到了李承璟的御案上。
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两份折子的对比，李承璟才会发出那句“拙劣的中石”的感慨。
一边是常中石满纸谎言，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还把袭杀钦差的罪名扣在流寇头上。
另一边是杨居正详详细细的调查报告，人证物证俱在，连常中石的十大罪状都列好了。
两份折子摆在一起，谁在说谎，谁在办事，一目了然。
而此时，在西安府城内一处隐蔽的宅邸里，杨居正正坐在堂屋中，手里端着一盏茶，看着面前两个武将。
这两个人，一个叫张良学，一个叫杨诚虎。
张良学四十出头，身材魁梧，方脸膛，浓眉大眼，颌下一把短髯，看着就是一副武将的模样。
他的官职是城守副总兵，管着西安府的城防。
城里几座城门的守卫、城墙上的巡逻、城内的治安，都归他管。
他在这个位置上坐了五年，兢兢业业，从不出差错。
可常中石不喜欢他，觉得他太死板，不会来事。
别人逢年过节都给常中石送礼，张良学从来不送。
别人对常中石点头哈腰，张良学从来不哈腰。
常中石几次想把他调走，可张良学在军中威望高，手下的兵都服他，常中石一时半会儿动不了他，就处处给他穿小鞋。
拨下来的军饷，别人能拿到八成，张良学只能拿到五成。
拨下来的器械，别人的是新的，张良学的是旧的。
张良学心里有气，但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只能忍着。
杨诚虎比张良学年轻几岁，三十五六，生得白白净净，看着不像武将，倒像个读书人。他的官职是都指挥佥事，管的是练兵。
西安府的新兵招募、训练、考核，都归他管。
他也是个不肯同流合污的人，常中石几次想拉他入伙，他都婉言谢绝了。
常中石给他送银子，他退回去。
常中石给他送美女，他拒之门外。
常中石给他送美酒，他说自己戒酒了。
常中石碰了一鼻子灰，对他也不待见，把他晾在一边，不给他实权，让他空有个头衔，什么事都插不上手。
这两个人，是杨居正在西安府找到的为数不多的能和常中石撇清关系的官员。
这几天杨居正走访下来，发现西安府上上下下，从都指挥使司到前卫指挥使，几乎人人都和常中石有利益瓜葛。
有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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