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春天，日本人的末日已经不远了。但越是在这个时候，他们越是疯狂。上海的地下组织差点被一网打尽。
叛徒出卖了三个联络点，名单已经送到了特高课。那份名单在特高课的保险柜里锁了不到两个小时，就被徐盛用一把配了三个月的钥匙打开了。他用微型相机拍了照，把名单上的每一个名字都记在脑子里，然后在特高课动手之前，通知了所有被列入名单的人转移。
三百人。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三百人。
那三百人里，有后来成为新中国外交官的青年，有在朝鲜战场上打出威名的指挥官，有在建国后隐姓埋名做了几十年情报工作的老人。他们不知道是谁救了他们。他们只知道，那天有一个“内部消息”传出来，让他们赶紧走。
孤狼同志，日军投降，抗战胜利。感谢你八年的坚守。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
上海沸腾了。南京路上挤满了人，欢呼声、鞭炮声、歌声混在一起，震得整条街都在发抖。徐盛站在情报科的窗户前，看着楼下的人潮，点了一根烟。他身后的办公室里，山本孝之已经收拾好了行李，准备明天乘船回日本。他经过徐盛办公室门口的时候，停下来，鞠了一躬，说了一句：“徐先生，这些年，麻烦你了。”
徐盛转过身，看着这个矮胖的日本少佐，沉默了两秒，然后说：“一路顺风。”
山本走了。徐盛站在窗前，把烟抽完，把烟头掐灭在窗台上。
呵呵，日本人都和他处成朋友了，徐盛摸了一把自己的头发，都忘记自己本身是什么性格了。
他把烟头弹进楼下的街道，转身走出了办公室。
上海的空气，从来没有这么好闻过。
孤狼同志，组织决定授予你一等功。你的名字，将载入史册。
表彰是在南京开的。不是公开的，是在一栋不起眼的小楼里，几张桌子，十几个人。处长亲自给他戴上了奖章，那枚奖章很轻，但徐盛拿在手里，觉得沉得握不住。
“你的名字，”处长说，“将载入史册。”
徐盛没有说话。他把奖章收进口袋里，没有戴在胸前。
载入史册。他在心里默念了一遍这四个字。
他想起前世的自己，在图书馆里翻阅民国档案，看到过许多“载入史册”的名字。
那些名字他一个都不认识，但那些人的故事，他读过。他知道，所谓“载入史册”，就是把你的故事写进书里，放在架子上，偶尔有人翻一翻，看完就合上了。
他不想要这个。他想要的是，那些他救过的人，能好好活着。那些他送出去的情报，能真的帮到这个国家。
这条路会这么长，这么难，这么孤独。
孤狼同志，你现在的身份至关重要，掌握敌人的经济命脉，组织希望你继续到台执行潜伏任务。
一九四八年，冬天。国共内战已经到了最后关头。国党兵败如山倒筹划退守台湾。徐恩铭也在收拾行李，他跟国民党一起去台湾，继续当他的“金融专家”，继续替那些撤退的权贵们打理资产。
徐盛那时候已经是上海滩金融圈里的人物了。不是因为他有多能干，而是因为他是徐恩铭的儿子。徐恩铭去了台湾，他在上海的金融网络，需要一个信得过的人接手。徐盛就是那个人。
去台湾。继续当徐恩铭的儿子。继续在敌人的心脏里，做那个“废物”。他不知道还要做多久，一年，两年，五年，十年。他只知道，这个任务，只有他能接。
孤狼同志，你不该杀了你父亲。
徐恩铭在台北的寓所里死了。对外公布的死因是“心脏病突发”。但有些人知道，那不是心脏病。
徐盛站在父亲的尸体前，看着那张苍白的、浮肿的脸。徐恩铭躺在棺材里，双手交叠放在胸前，像是在睡觉。化妆师给他化了妆，脸上的皱纹被粉底填平了，看起来比活着的时候还年轻些。
他站在那里，没有任何表情。
有人在他身后小声议论：“徐公子真是冷静，父亲走了，一滴眼泪都不掉。”
他听见了，没有说话。人都是他杀得，他哭什么。
他不是冷静。他是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对这个人说的了。这个人不配当他父亲。
这个人，不是徐恩铭的儿子。
他转身走出了灵堂。外面的阳光很好，台北的春天很暖和，院子里的茶花开得正艳。他站在台阶上，点了一根烟。
孤狼同志，情报说你已叛变，组织相信你，请耐心等待救援。
徐盛的身份暴露了。不是他主动暴露的，是一条线上的同志被捕后招了供。国党特务查到了“上海方面有一个长期潜伏的高级间谍”，所有的线索都指向徐盛。
他没有跑。不是跑不掉，是不能跑。他手里还有一批没送出去的情报，还有几个没有暴露的同志需要他掩护。他多留了一天，把该销毁的销毁了，该转移的转移了，该通知的通知了。
然后他被抓了。
审讯室里，灯很亮，亮得刺眼。他的眼睛被灯光刺得流泪，但他没有低头。审讯官问他：“你是不是共党？”
他说：“不是。”
审讯官又问：“你父亲是党国元老，你为什么要背叛党国？”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我没有背叛任何人。”
审讯官把一叠材料摔在桌上，那是他被捕的同志写下的供词，上面有他的名字。他看了一眼那些材料，然后移开目光。
“你可以枪毙我，”他说，“但我不是什么共党。”
这不是嘴硬。是他不能承认。他承认了，就意味着组织上会有更多的人被牵连。他承认了，就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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