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1月，升龙城。
让·莫诺站在轿车旁，眼前的景象，令他久久未动。
他清楚的记得四年前离开时的河内样子。
那时候从总督府到嘉林机场的一路，还能看见法国殖民时代的影子。
只有几条像样的柏油路，几排法式别墅，几间挂着法文招牌的商铺。
但一过那条界，就是另一番天地。
泥泞的土路，低矮的棚屋，光着脚的小孩在污水沟边跑，卖米粉的摊子支在路边，苍蝇围着剩菜打转。
可眼前，他看到的是一条笔直的水泥大道，双向四车道，中间用矮栅栏隔开。
路面上白线黄线画得整整齐齐，卡车、轿车、公交车顺着线走，该停的停，该行的行。
路两边是四五层高的新楼，底下是商铺，上头住人。
铺子招牌清一色汉字，有的还描了金边，在阳光下晃眼。
卖电器的，卖自行车的，卖布匹成衣的，卖南华牌香烟的，一间挨着一间，门口都扫得干干净净。
骑自行车的人流从身边涌过，铃铛响成一片。
摩托车穿行其间，排气筒突突地冒着烟。
街角停着绿色的公交车，乘客排队上车，秩序井然。
莫诺不由得深呼吸一口气，没有尿骚味，是自由的气息，简直要比巴黎的环境好太多了。
轿车缓缓驶入市区。
莫诺贴着车窗往外看，一路上的景象让他越来越沉默。
他看见了电车轨道，钢轨嵌在水泥路面里，打磨得锃亮。
几辆拖着辫子的电车叮叮当当地驶过，车厢里挤满了人，但没人吊在车门外面。
他看见了穿制服的警察站在路口，手势干净利落，指挥着车流人流。
他看见了一所学校，门口挂着“升龙第一小学”的牌子，正好赶上放学。
孩子们排着队出来，穿着统一的蓝白校服，叽叽喳喳的，脸洗得干干净净。
他看见了街边的报刊亭，玻璃柜里摆着《南华日报》《工商时报》《青年周刊》。
封面上的汉字标题，和十年前去过的上海滩的街头，没什么两样。
当时的上海滩，可以说是远东第一明珠，东方小巴黎支撑。
轿车拐进一条稍窄的街道，两侧全是新盖的住宅楼。
有些还在施工，竹架子上爬满工人，喊着号子往上吊砖。
但路上并没有建筑垃圾，砂石砖瓦都堆在围起来的区域里，有人专门洒水压尘。
又开了一阵，眼前豁然开朗。
一片宽阔的广场，地面铺着整齐的石板，中间旗杆上飘着蓝底金星的旗。
广场四周是各种气派的建筑，银行、邮局、百货公司，都是四五层，外墙贴着浅黄色的瓷砖，阳光下泛着柔和的光。
莫诺收回目光，靠在椅背上。
他想起四年前，也是在河内，签那份撤军协议的时候。
那时候的李佑林，年轻，锐利，说话不饶人，但怎么看都只是个运气好的军阀子弟。
抓了总督，占了河内，趁法国国内乱成一团逼着签了城下之盟。
这种人在殖民地的历史上见得多了，起得快，倒得也快。
但现在呢？
仅仅四年时间，这座城，他快认不出来了。
轿车在总统府门口停下。
门口没有荷枪实弹的士兵，只有两个穿中山装的年轻人在登记访客。
莫诺递上证件，其中一个翻开簿子找到名字，画了个勾，摆摆手让他进去了。
穿过门廊，走过铺着青砖的院子，进入那间他四年前来过的会议厅。
那时候这里还挂着法国总督的画像，墙纸有些发霉，椅子坐上去吱呀响。
现在墙刷得雪白，挂着南华自己的地图。
椅子换成了新式的，扶手光滑，皮面软硬适中。
桌上摆着茶杯和烟灰缸，烟灰缸擦得锃亮。
李佑林从里间走出来，伸手和他握了握。
“莫诺先生，欢迎。”
莫诺握住那只手，看着眼前的年轻人。
四年前是二十五岁，现在二十九，面容比那时更沉稳了些，眼神却一如既往地锐利。
“总统先生，从机场一路过来，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莫诺坐下，接过秘书递来的茶，“这座城，比我见过的很多欧洲城市都要干净，都要有序。”
李佑林笑了笑，没接这话，只是做了个请的手势。
莫诺也不再绕弯子，打开公文包，将法方准备好的清单递了过去。
“总统先生，这次来，是带着巴黎的诚意。”
李佑林接过译文，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清单上列得很清楚：粮食，大米五十万吨、玉米三十万吨、豆类十万吨；
副食品，猪肉两万吨、鸡肉一万吨、鱼干五千吨、各类罐头三百万罐；
工业品，棉布五百万匹、橡胶鞋两百万双、橡胶管五十万米、日用百货若干。
后面附着一份说明：
希望南华能派遣至少十五万的劳工，参与法国本土的城市重建和铁路修复。
劳工合同期三年，期满可续签或回国，法方负责食宿医疗，发放合理薪酬。
李佑林把文件放下，端起茶杯抿了一口。
法国现在的情况，李佑林可是太清楚了。
去年，法国可是爆发了太多运动。
在法国南部圣塞雷那边，小作坊主们闹得凶，叫什么普扎特运动。
另外，还有四十多个省的农民拒绝向城市供应农副产品，说是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太大，种地不如种气。
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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