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多年，我总得谢谢它。’”
“我笑了。他也笑了。”
“那天晚上，我睡在他家的柴房里。第二天早上走的时候，他还在睡。我给他留了一壶酒，是路上买的，比他自己酿的好。然后我就走了。”
“后来我再也没见过他。他活了六十多岁，死了。死的时候，家里人穷得连棺材都买不起。朋友凑了点钱，给他办了后事。他死之前写了一篇文章，叫《自祭文》。里面有一句话：‘不封不树，日月遂过。’——不要坟头，不要种树，让日月就这么过去吧。”
泥鳅低着头，不说话。
阿瑶看着远处的瀑布，也不说话。
“老头儿，”泥鳅过了一会儿说，“他死的时候，你在吗？”
“不在。”
“你想去吗？”
“想。但没去。”
“为什么？”
“因为我怕我去了，他会说：‘你怎么又来了？你不是要走吗？走就走得干干净净的，别回头。’”
泥鳅抬起头，看着我。“他说过这种话吗？”
“没有。但我知道他会这么说。”
泥鳅点了点头。“他就是这样的人。让你走，不是不想你，是怕你惦记。”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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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瀑布旁边坐了很久。
泥鳅突然站起来，光着脚跑到水潭边，捧了一捧水，喝了一口。
“老头儿！这水是甜的！”
“山泉水，当然是甜的。”
“比茶好喝！比酒好喝！”他又喝了一口，“陶渊明喝过这个水吗？”
“喝过。他上山的时候，就在这里喝水。”
“那他写诗了吗？”
“写了。‘山涧清且浅，可以濯吾足。’”
“就这两句？”
“还有。‘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用这个水过滤他的酒，杀一只鸡，请邻居来吃。”
泥鳅笑了。“他跟我们一样。我们也是杀了一只鸡——不对，王妈妈给了我们一块肉。”
“对。差不多。”
泥鳅又捧了一捧水，浇在自己头上，打了个激灵。“老头儿，你说陶渊明种地，种得好吗？”
“不好。他不太会种地。‘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豆子种下去，草长得比豆子还高。”
“那他不是很穷？”
“穷。‘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四面墙，漏风漏雨。衣服破了，补了又补。碗里经常没东西吃。”
“那他为什么不出去挣钱？”
“因为出去了，就不能‘采菊东篱下’了。挣钱和采菊花，只能选一个。他选了菊花。”
泥鳅想了想。“那我长大了也选菊花。”
“你选什么？”
“我选走路。挣钱就不能走路了。我要走路，要看海，要看瀑布，要看山。钱不钱的无所谓。”
阿瑶在旁边笑了。“你倒是想得开。”
“跟老头儿学的，”泥鳅说，“他活了三万年，什么都有了，什么都没有。但他还在走路。所以他什么都不怕。”
我看着泥鳅。八岁，光着脚站在水潭边，浑身湿淋淋的，头发乱糟糟的。但他的眼睛很亮。比瀑布还亮，比山还亮。
“走吧，”我说，“下山。”
“不看了？”
“看够了。”
“那明天呢？”
“明天继续往东走。”
“后天呢？”
“后天也往东走。”
“走到什么时候？”
“走到海边。”
“然后呢？”
“然后……”
我看着远处的山。
山是青的，天是蓝的，云是白的。
一千七百年前，有一个人站在院子里，看着这座山，说：“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他看见了什么，我不知道。
但我看见的是——山还在。菊花还在。酒还在。
人走了，但“在”还在。
“然后，”我说，“然后就在海边住下来。每天看日出，看日落，看潮起潮落。”
“那吃什么？”
“吃鱼。”
“谁做？”
“你做。”
“我不会做鱼！”
“那就学。”
“跟谁学？”
“跟海边的人学。”
“人家肯教吗？”
“肯。你拿诗换。”
“我的诗能换鱼？”
“能。比李白的还值钱。”
泥鳅笑了。笑得比瀑布还响。
“走吧！”他穿上新鞋，踩得啪啪响，一溜烟跑下山去了。
阿瑶走在我旁边，手拉着我的手。
“沈木。”
“嗯。”
“你说陶渊明的菊花，现在还开着吗？”
“开着。一千七百年了，年年都开。”
“你怎么知道？”
“因为有人记得。有人记得，它就开着。”
阿瑶靠在我肩膀上，轻轻地笑了。
瀑布在身后轰隆隆地响着，水雾飘过来，凉凉的。
山不说话。
但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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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后记：
这一章写了陶渊明。但写的不是陶渊明，是菊花。
陶渊明这个人，在中国文人里头，是个异类。他不写打仗，不写当官，不写爱情。他写种地，写喝酒，写菊花。写自己穷得叮当响，但还是觉得挺好的。
这种人，在哪个时代都不多。
沈木活了三万年，见过很多人。李白是飞的，苏东坡是走的，陶渊明是站的。他就站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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