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时分，李一鸣坐在桌子旁，摆弄着面前的收音机。
家里的收音机坏了，杂音特别大，还总是串台，李一鸣便从大队里借来了螺丝刀，拆开捣鼓了半天，不一会儿便修好了。
搞机械设计的大牛，修个老式的电子管收音机，还不是手拿把攥。
李一鸣打开了开关，收音机里立刻响起了主播的声音：“《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是《天气预报》节目。”
“娘，怎么样，声音是不是清楚多了？我都说我能修吧！”李一鸣得意洋洋的说道。
“还真是比以前好多了，也没有杂音了。我本来还担心你拆开装不回去了呢！”王金花夸了一句儿子，然后看了看墙上那个需要手动上弦的老式挂钟。
“都开始放天气预报了，这钟又慢了三分钟。你爹怎么还不回来。”王金花说着，上前将挂钟调快了三分钟。
计划经济时代，手表算得上是奢侈品，哪怕是放在城市里，也能拿来当彩礼用。至于那种手动上弦的挂钟或座钟，技术含量虽然比手表低得多，但也不是普通农村家庭能配得起的。
当时的农民主要是靠听广播来确定时间，广播里面整点会有报时，而且什么时间段播放什么节目也是固定的，所以只需要听节目，就知道时间。
农民听广播，也不是用自己的收音机，公社或生产队会统一安装有线广播喇叭，通常会挂在每家每户的屋檐下或者屋里，每天统一播放，一早一晚的，早晨广播开始时放《东方红》，晚上广播结束时放《国际歌》。
至于白天，广播里什么都不放，因为白天大概率没电。
七十年代的供电还是很紧张的，农村即便是通了电，也是间歇性的供电，白天的电力要优先供给工业生产，民用电就往后缓缓，所以只能是一早一晚的给农村供电。
放在现在肯定是工业用电给民生用电让路，但是在计划经济时代更为重要的还是工业生产。
李一鸣家里有收音机，也有挂钟，也是因为他们家是大队干部，普通农民家庭里可没有这些东西。
可以说在那个年代的农村，可以知道现在几点钟，就已经是一种特权了。
就在王金花往窗外张望时，草垛堆里的大灰狗“滋溜”一下钻了出去，跑到门口一边摇尾巴，一边叫唤。
“是你爹回来了，拿筷子，咱们吃饭。”王金花吩咐道。
养过狗的同学们都知道，同样都是汪汪叫，狗面对家人、外人和陌生人的叫声是不一样的。狗是能分辨人的脚步声的，听到来的是家人时，叫声会充满期盼；听到来的是外人时，叫声像是在通知；而要是纯陌生人的脚步，那叫声中就充斥着警惕。
所以王金花只听大灰狗的叫声，便知道是李大胆回来了。
果不其然，李大胆推门进来，一脸的疲惫。
“爹，今天干啥了？看着很累的样子啊！”李一鸣开口问。
“开了一天的会听他们吵吵了一整天，能不累嘛！”李大胆说着脱下了外面厚重的军大衣。
“今天大队开会么？我娘咋没去？”李一鸣说着拿起温酒壶，从酒坛子里舀了一壶酒。
“今天开的是生产大会，布置今年的生产任务，没有妇女主任啥事，你娘就先回来，给你做饭。”李大胆说着在脸盆里洗了洗手，然后望向了餐桌。
一大碗白菜炖豆腐，小半盘花生米，几片过年腌的腊肉，还有萝卜干咸菜，还挺丰盛的，到底是大队书记家，生活条件不比城里人差。
王金花将玉米面馒头端上了桌，李家的玉米面馒头里掺了一半的面粉，能发酵起来，蒸出来有成年男性拳头那么大，而且也比较松软。
如果只用玉米面的话，则发酵不起来，里面也不容易熟，一般是做窝窝头，窝窝头中间是空的，能蒸熟。
李一鸣没顾着自己吃，他给李大胆满了一杯，然后开口问：“是不是包产到户的事情不顺利？大队里有人反对？”
“反对倒不至于，你爹我好歹当了二十多年的大队书记，在咱小庙村，我的话还是有份量的。只不过不同意见还是有的。”李大胆回答道。
“你把不同意见都压下去了？”李一鸣开口问。
“这倒没有。”李大胆摇了摇头：“我是大队书记，又不是土皇帝，怎么能搞一言堂呢！社员有意见，我得积极听取，及时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这才是民主集中……”
“行了，爹，回到家就别装了，咱爷俩不兴开会。”
“嘿，你傻小子，怎么总跟我抬杠！”李大胆瞪了李一鸣一眼。
“你爹说啥，你就听着呗，腊肉还堵不住你的嘴！”王金花一边打圆场，一边将最肥的一块腊肉夹给了李一鸣。
李大胆则接着说道：“搞包产到户，的确是风险太大了，犯错误倒是其次，主要是怕影响粮食产量。这东西没有人搞过，谁也不知道真的搞起来，会不会影响粮食产量，所以下面几个生产队长，意见不统一。”
李一鸣点了点头表示明白，“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下，生产队才是直接承担盈亏的单位。
对于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而言，亏损亏的是账面数字，公粮统购粮和集体提留是不变的。但对于生产队来说，亏损亏的就是实打实的粮食。
因此任何有可能影响粮食产量的行为，都会被生产队所抵触，在没有案例证明“包产到户”有效的情况下，生产队不愿意冒风险搞“包产到户”，也是情理之中。
“那你是咋办的？总不能不搞了吧？”李一鸣开口问。
“搞还是得搞的，要不然怎么去郑老二家提亲？她那个闺女啊，大高个，皮肤白净，长得也俊，那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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