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总得要有法可依来惩治奸恶之徒才行。
不过，老子此处只是想用“滋彰”来显示一下统治之无能而已。
即不以正治国，就没有抓住治理社会的根本，民不聊生。再怎么强制严令，盗贼也会越来越多。
这说的其实就如“逼上梁山”一个道理。
乱世用重典，许多统治者都这么做的。但他们想以此来掩盖自己无能改造乱世成为安宁和祥之世，往往只能适得其反！
而朱元章挺不错，他就双管齐下。大力发展民生之时又严惩贪官。但值得说明的是，他的重典，没有针对老百姓，故明初不像秦未。
“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就是说：
所以圣人说:“我不去想我要建立啥子功绩，就那么顺其自然领导下人民，而这么样就使老百姓自觉归于教化了；我好静不喜搞出些扰民的事来，老百姓就自然地纯正了；我不扰民生事，民众自由自在地生存与发展，他们就自然而然过上了富足日子；我没贪欲，不与民争利，老百姓也就不争利，自然地变朴实了。”
这是老子直接引用圣人之言来正面论证“以正治国”了。
圣人之言肯定是老子学习历史所得来的。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无为而治的观念也并非老子所创立或提出的，而是圣人所说。
故《道德经》可以认为是老子对“圣人之治”的深入阐述而已。